1936年11月15日，抗联第四军二师根据上级指示，在暴马顶子正式改建为抗联第七军。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陈荣久担任军长，崔庸健担任军党委书记、参谋长。全军下设3个师，发展到近千人,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由于叛徒的出卖，1937年，陈荣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陈荣久牺牲后，七军召开党代表会议，决定由崔庸健担任军党委书记兼代理军长。会议还决定，要加强反奸细斗争，建立巩固的抗日[KangRi]统一战线。根据党代会精神，崔庸健在小南河召开各民众反日团体和山林队领导人联席会议，将愿意接受“共同抗日[KangRi]纲领”的饶河、虎林、同江、富锦等县的山林队800多人编入七军序列。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区，有效地粉碎敌人[DiRen]的“讨伐”，崔庸健决定分兵作战。一路由他亲自率军部、第二[DiEr]师和部分收编的山林队500多人在饶河、虎林一带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和景乐亭率一、三师的700多名队员前往同江、富锦一带开展游击。李学福率领的部队在富锦二道林子与日军[RiJun]小滨部队相遇，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日军[RiJun]200余人。崔庸健则在饶河活动期间，成功地策动大顶子山后佛寿宫100多名伪军哗变。

　　入冬后，为粉碎敌人[DiRen]的冬季“讨伐”，崔庸健派一部分兵力前往同江黑嘴子一带活动，牵制敌人[DiRen]的兵力，而他率主力部队600余人向抚远转移。12月中旬，七军和五军联合突袭七星河镇，消灭伪军1个连，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及其他军用物资。随后，崔庸健率部回师饶河，积极主动地击破了敌人[DiRen]冬季“大讨伐”的计划。

　　1937年是抗联七军获得较大发展的一年。到年末全军达到1500余人，并在暴马顶子、十八墒地、大叶子沟、四合项子等地建立了许多密营，为开展持久游击战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1937年12月20日，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来到饶河召集了下江（乌苏里江）特委扩大会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是重新改组下江特委，决定直接受吉东省委领导；二是决定七军编入抗联第二[DiEr]路军，并调整了干部，由李学福任军长，由于他重病在身，仍由崔庸健代理军长，并由二路军总指挥部派遣王汝起和何可人分别担任一师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三是解决了干部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肃清了敌奸细残余。这次会议对饶河一带的抗日[KangRi]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1938年春开始，敌人[DiRen]对七军再次发动了疯狂“讨伐”，加上日军[RiJun]实施的归大屯政策，部队与群众失去联系，处境日益艰难。然而七军将士不畏艰险，与日军[RiJun]进行[JinXing]了顽强的战斗。代军长崔庸健率军部20多人留在饶河开展游击战，一、二师在富锦、同江等县活动，三师在宝清一带活动。8月3日，崔庸健率部奇袭饶河县小南河佛寿宫走狗队，智取轻机枪2挺，步枪60余支，子弹1万多发。他用这些缴获的武器于8月间成立了军部少年连，共40余人。

　　1938年9月26日夜晚，秘密交通员朴永山急匆匆来到七军军部报告，伪满洲国军政部要员日野武雄少将在40多个军警护卫下，乘船到饶河县小佳河集团部落巡视，估计一两天之内要返回饶河县城。然而，当时七军主力部队都在同江、抚远、富锦，虎林一带活动，留在老鹰沟密营的七军军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少年连。崔庸健和从同江回军部汇报请示工作的一师副师长姜克智商量决定，率警卫连实施伏击。40多名战士从密营出发，急行军20多公里，来到敌人[DiRen]必经的西凤嘴子进行[JinXing]埋伏，等待敌人[DiRen]到来。可是埋伏了一宿也不见敌人[DiRen]出现。下午15时左右，正当熬了一夜的战士们急不可耐的时候，日军[RiJun]的汽艇沿着挠力河转过一弯又一弯，由远而近出现在河面上。战士们顿时精神抖擞，倦意全消，摩拳擦掌，子弹上膛。300米、200米、100米……当日野武雄坐的汽艇离岸仅30米的时候，随着一声“打”的指挥令，步枪、机枪子弹雨点般朝汽艇扫去。刹那间，日野武雄和10来个随从被撂倒。余下的敌人[DiRen]仓皇应战，乱成一团，开着汽艇想夺路逃走，可几十米宽的河道被密集的火力网封锁得严严的。战士们居高临下，打得非常痛快！汽艇驾驶员也被子弹击中，拽着舵盘倒向了一边。汽艇嗡的一声向北岸蹿去，一头扎在那里不动了。打了一阵，战士们见船上没动静了，就喊了起来：“缴枪不杀，你们赶快投降吧！”可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两名战士借来一只渔船，一人划船，一人端着枪冲上了汽艇，他们往船舱里一瞅，然后直起腰笑道：“光有睡觉的，没有喘气的。”

　　战斗只用了几十分钟就结束了，包括日野武雄少将在内的43名日伪军横倒竖卧，全都被击毙。我警卫连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37支、子弹4000多发、望远镜1架。这次伏击战我军无一伤亡，有力地震慑了敌人[DiRen]。伪满洲国《大同报》在10月20日的报道中哀叹“满洲国防将星殒落”。

　　1938年，由于敌人[DiRen]的大兵团“围剿”，加上原山林队首领邹其昌、王福林等投敌，七军大量减员，到1939年2月，全军1500人只剩下700人左右。

　　1939年秋，由于叛徒出卖，七军在临时密营所种的粮食几乎全被破坏。12月，3000多日伪军又向七军大举“讨伐”。崔庸健只得留下100多兵力在饶河牵制敌人[DiRen]，自己率领其余队伍，冲破敌人[DiRen]包围线，迅速向抚远县一带转移。他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通过攻打敌人[DiRen]的薄弱环节来解决粮食服装等军需品补给。但这时北方气温已降到最低点，满山都是二尺多厚的积雪，战士们又处于极度疲劳之中，加上日军[RiJun]利用汽车、爬犁、骑兵等进行[JinXing]追击，七军处境更加恶化。

　　当时，每个战士连续9个月每天只能以一碗黄豆或一碗包米充饥；有时半个多月靠啃树皮维持生存；六七个月吃不到食盐；特别是在严寒深雪中露营，既不能升大火堆，又不能睡眠；有时日夜急行军中还要打几个回合的战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然而，无论条件和环境怎样艰苦，崔庸健始终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和激励抗日[KangRi]将士，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最东北[DongBei]角的虎林、饶河、抚远、同江、富锦、宝清一带，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英勇斗争，打了无数次苦仗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