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散步，给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当时，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给范文澜当助手的田家英就有志写一部清史。

　　时光如箭。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人民币。是年8月，中国政府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这项历时10年、有一千八百多人参与的巨型文化工程将耗资6.28亿元，计划修出一部三千五百万字的大清史。

　　三千五百万字是什么概念？有学者统计，二十四史字数总和不到七千万字。也就是说，这部新修清史的体量将是二十四史总和的一半。

　　“常言道，盛世修史。”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这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重修清史不遗余力的老人如是说。他在一篇题为《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的文章中说，历代的文化工程多产生于盛世。唐代《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完成于唐初贞观盛世；宋代《太平御览》《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的《元史》和《永乐大典》，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的《四库全书》和《明史》，都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的。“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

　　中国向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消亡，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形成的。

　　清亡百年，其间虽有赵尔巽主持完成的《清史稿》，却不是一部可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正史”，“正史”的文化工程由此残缺。戴逸奔走呼吁的，正是要在《清史稿》的基础上，新修一部能够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

　　就在这项巨型文化工程渐次展开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读到中国政府重修清史的报道。这位被钱钟书誉为“海外独步”的历史学家，不仅质疑“盛世修史”这一提法的确当性，而且认为重修一部“正史”没有必要。他说：“研究历史根本不需要有一部定史在那里。如果已经有定本了，那我们还研究什么？况且，读清史的研究生就是每天读3万字，也要好几年才能读完。”

　　同行怀疑的目光没有动摇戴逸的雄心。2003年1月，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77岁高龄受命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 历史坐标

　　几十年来清史纂修计划数度搁浅，也许可以从一个角度诠释戴逸晚年迸发出的激情。

　　上世纪50年代，董必武向中央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首肯。1958年，周恩来委托吴晗负责这项工作。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是历史学家，当时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戴逸是这套丛书最年轻的编委。吴晗对戴逸很赏识，所以当周恩来委托他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的方案时，吴晗自然想到了戴逸。

　　吴晗的计划很大，要建清史馆，要多方延聘人才。当时北京正在修运河，吴晗对戴逸说：“以后我们讨论编纂清史体裁时，可以乘船边游览运河边讨论。”戴逸向吴晗提出建议，在大学里招生，设立清史培训班。吴晗笑答：“把学生交给你吧，你教他们读《清史稿》《清实录》。”

　　就在吴晗和戴逸畅想纂修清史的时候，中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清史培训班的事情泡汤，清史纂修方案的起草工作也中止了。

　　1963年，毛泽东邀请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谈话，再次提到编纂清史的问题。毛泽东说：“我退居二线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清史的书。”当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直对清史研究情有独钟，对清代的典籍、文人非常熟悉，有的甚至连戴逸都不知道。戴逸认为，田家英熟悉清史，可能与毛泽东喜欢读清史有关。

　　到了1965年秋，周恩来指示中宣部筹划清史编纂工作。为此，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修清史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编纂委员会，委员有郭影秋、关山复、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等七人。戴逸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会议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人大清史所的由来。

　　很快，人民大学的领导责成戴逸制订成立清史研究所及编纂清史的方案。“国庆刚过，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同志在我家给我传达了这个决定。孙泱同志和我一同在人民大学内选定了一个地方，准备筹建清史研究所。”戴逸回忆道。

　　吴晗是历史学家，但没有参加编纂委员会，因为那时形势已经很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果然两个月后，也就是1965年12月，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形势大变。戴逸曾和几个人以“方求”为笔名写了一篇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被作为“真包庇，假批判”的典型，戴逸受到冲击。清史编撰工作再度搁浅。

　　13年过去，人民大学于1978年复校，人大清史所正式成立，戴逸为所长。

　　1980年代初，有人致信邓小平，建议由国家组织专家编修清史。邓小平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1981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在长沙举行会议，清史编纂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并延至“七五”。戴逸感到，编撰清史即将变为现实。

　　谁知，当时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史学研究尚未恢复元气，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清史编纂，社科规划对清史编撰逐渐淡漠下来。长沙会议上筹划编写的清代人物传和清代通史，前者完成了80% ，后者则根本没有开展起来。

　　清史纂修一波三折，戴逸也从壮年进入古稀之年。

　　进入新世纪，戴逸在报上大声呼吁：“纂修清史，此其时也！”2001年3月，戴逸和人大清史所同事、清史专家李文海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磋商，分别以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两会”提交议案，吁请政府出面组织编纂大型清史。4月，戴逸又和季羡林、任继愈等十三位著名学者联名给中央写信，吁请编纂清史。

　　2002年8月，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四位中央领导做了批示，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报送的《〈清史〉纂修工作方案》，清史纂修工作正式启动。10月，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由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人保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第一历史档案馆、人民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十五个有关部门和单位组成。2004年4月，领导小组及其所属管理机构更名，冠以“国家”称谓。四位政治局常委批示，十五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规格之高，实为罕见。

2006年7月，清史纂修工程开始发挥其资政功能，在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建议下，清史办开始编发《清史参考》，每周一期，每期一篇文章。《清史参考》的作者，大多为清史纂修工程的项目承担者，也有一些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骨干专家。所载文章多富有现实意义，具有参考价值，且篇幅短小、文字流畅，可读性强。2011年3月，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清史参考》结集出版。这就是《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煌煌三册巨著，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修史工程，体裁体例先行。

　　民国时期《清史稿》撰修之初，曾进行体裁体例大讨论。当时参与讨论的除了参与修史的清史馆专职人员，还有馆外一些声望卓著的社会名流。多数人认为清史既然为古代王朝历史的终结，就不妨依据纪传体断代史的旧史体例稍加变通。但梁启超有不同意见，他“颇偏重创新史体裁”。后来由于馆中各家多主张采旧体撰写，最后还是确定了大体就近取法《明史》而在类目上做些调整增删的编撰方针　历代“正史”的编纂体裁，均采用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生活于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最先指出纪传体的缺陷，认为纪传体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即所谓“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20世纪初，西方章节体史书传入中国，章太炎和梁启超开始探索用章节体撰写中国通史。以后的20世纪一百年都用章节体，传统写法几乎没有了，只有罗尔纲修的《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

　　今天如何修清史，体裁问题仍然面临两难抉择。现代章节体固然线索分明，主次有序，史学主体可以驰骋万里，取舍自如，符合当代学术发展的大势。但这种写法主观性较强，保存资料的容量有限。传统纪传体固然容量较大，便于储存史料，然而“大势难贯”。另外，还有张扬“帝统”“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复古之嫌。究竟采用何种体裁体例，成为摆在戴逸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戴逸1926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市。清代有名的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氏就是戴家的近邻。在戴逸的老师和亲友中，既有清朝的举人秀才，也有南社诗人。戴逸是捧着中国传统史书长大的，因此对传统体裁怀有很深的敬意。同时，1949年以后，戴逸跟随党史专家胡华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革命史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戴逸下了很大工夫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费时间甚至超过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坚定了唯物主义史观的取向。

　　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长时间的讨论，戴逸最后敲定，对传统史书的体裁体例进行改造，创造一种新综合体。

　　按照戴逸的设计，清史工程包括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两大部分。主体工程用10年时间，以三千五百万字篇幅，写出一部囊括近三个世纪的清朝历史；基础工程同样用10年的时间，整理编译出大约二十亿字、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数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主体工程包括六个部分：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

　　通纪相当于纪传体正史的“本纪”，“本纪”是以皇帝年号来划分内容，但通纪以历史时期的划分为标准展开叙述。通纪是全书总纲，集中写清代历史演进总相，叙述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阶段的时代特点，克服旧史“大势难贯”的缺陷，再现清朝历史的演进趋势。

　　图录是另一大创新。中国古代向有“左图右史”传统，但由于书写载体及印刷技术所限，二十四史均未收图入史。在清代，不仅存留了大批传统意义上的图，而且随着照相技术的传入和流布，也存留了大量照片。为此，专门设立图录，既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又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观性。

　　随着清史工程的推进，在清史界开始有一种说法，即新修清史能否传世，恐怕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能做出评价，但清史工程创造的副产品即基础工程部分的20亿字文献资料，无疑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取之不尽的宝藏。

　　在编修清史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进行了一次海内外档案文献大普查。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存世的清代档案共有两千多万件，分藏于海内外。其中包括三千万字的盛宣怀档案、满满一个集装箱的莫理循文件、《伦敦新闻画报》上的清代照片、被传教士带走的义和团文书、封着火漆印的中国皇帝给西方皇帝的书信，以及满文档案、蒙文档案、藏文档案、维吾尔文档案……都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从沉睡的仓库中整理出来。

　　戴逸把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的关系打了个比方，“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

　　■ 项目招标制

　　“清史工程实行研究项目招标制。”2004年是清史工程的立项年。是年3月，戴逸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公布了清史工程的运作机制：“在清史基本框架确定以后分解为若干项目，实施委托与招标并举的办法。诸多研究项目在确定了项目名称、研究要求、篇幅结构、完成时间之后，在全国范围公开招标，以公正、公平、唯贤是举的原则，评选项目主持人，给以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俾能专心致志，投入修史工作。”

　　截至2010年1月，清史纂修工程共立项353个，每个项目经费大约四十万元，四到五年写出初稿，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论证定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一千八百多名史学工作者参加到了这次浩大的清史纂修工程中。

　　如此巨量的作者共同写一部史书的办法好不好？社会各界对此提出了两个参照系进行讨论，意见不一。这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修史办法；另一个是西方的修史办法。

　　先说中国古代这个参照系。

　　钟叔河2005年写了篇文章《盛事修史》，收在《清灯集》中。他写道：《云自在龛随笔》的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缪荃荪在《随笔》中说：“司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

　　钟叔河在文中说，10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几千人和缪荃荪指斥的“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百倍，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盛世”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招投标呢？

　　再说西方这个参照系。

　　在西方，从古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开始，史学的传统就是私人编纂。个人修史一直持续至今。被西方史学界视为示范性作品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不过由二十几位最具学术声望的学者撰写完成。

　　西方的写法也和中国不一样。他们的许多著作不像中国那样有一个主编，统一观点和体例。上面所举的历史著作是不同专家和成果的结集，类似松散的集体著作，撰写风格也不强求统一，甚至观点可以相左，重视学术自由。

　　戴逸和他的团队在争议中推进自己的工作。2009年5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了对初稿的审改工作。审改工作采取主审专家负责制，分三审三个阶段，从政治观点、学术内容、整体结构、文字风格等方面对初稿进行审改，力求做到“观点正确、篇幅合理、体例文风相对统一。”

　　近日戴逸反复强调，2012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一百卷、三千五百万字的“送审稿”。戴逸说，如果到2012年还完不成的话，就要像干将莫邪炼剑一样，跳进沸腾的熔炉。

　　但清史工程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很多研究者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而一再拖稿，85岁的戴逸对此万分焦虑。

　　■ 述而不作

　　清史工程最重要的参照对象是《清史稿》。戴逸认为，《清史稿》的最大问题是，记载失实，评论不公，站不住脚。因为当年袁世凯聘请参加修史的人，多数是清朝遗老，思想上忠于清朝，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修史，因此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歪曲了。比如，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它称为“革命党作乱于武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记为“临时政府成立，命临时大总统于南京，定号‘中华民国’”，不屑于提孙中山名字。《清史稿》中孙中山的名字仅在通缉他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清朝官僚因对抗革命被打死的，被称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大加歌颂。

　　那么，新修清史如何处理叙史与评论的关系？工程开始之初，大家意见是有分歧的。

　　一种观点赞成“述而不作”，客观叙史，不作议论。强调修史的第一要义是保持原始史料的真实可靠以及完整性，提供一部“信史”，不应把重点放在如何评论历史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传统史学就是描述性的，应该继承这种修史方法，突出新修清史的备查考功能。他们将新修清史定位为“带有工具性的专史”，其读者对象应是图书馆的读者、高等院校的学生以及专业工作者。他们把新修清史概括为“一个内容丰富、用我们的语言写出来的表达清晰、简明的史料书”，“一个重要的专题分类、各种部件汇在一起的资料库”。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史记》到后来的诸正史，都有“太史公曰”或“论”“赞”“评”之类的文字，应该发扬古人妙笔之论，使新修清史增色。新修清史应是一部21世纪的、反映当代研究成果和现代认识水平的学术著作，旨在揭示社会变迁的历史规律和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应该凸现它的资政、育民功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新修清史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实性认识”的水平上，一定要有价值判断。

　　戴逸最终选择了“述而不作”的修史原则，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尽管如此，戴逸还是受到台湾同行的挑战。有台湾学者针对戴逸的讲话和提纲指出，大陆新修清史还是掺入了意识形态，修史不应有价值判断，不要用褒贬的方法，如果有这些因素，就不能称为“正史”。

　　这使戴逸陷入很深的困惑。他说，在中国传统史书中，包括正史在内都有价值判断和是非褒贬。二十四史中把起义农民称为“匪寇”，这不是价值判断吗？为什么过去正史可以这样写，而我们仅仅把太平天国称作“农民战争”就是掺入了意识形态呢？有的先生批评我在提纲中用了“革命党人”字眼，感到“流于意识形态”，我感到惶惑不解。像陆皓东、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不称“革命党人”，又该称什么呢？

　　■ “官修正史”

　　更多的争论还是针对“官修正史”的提法。进入21世纪，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国家名义颁布的前朝“正史”？国家与社会应该怎样支持历史学，包括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前朝史？

　　2002年4月20日《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率先发起了讨论。这篇题为《“官修正史”可以休矣》的文章说，中国已经到了“入世”时机，政府内外都在讨论政府角色的转换、定位，政府的概念不仅与朝廷大相径庭，也将有别于近九十年间的各种政府，让“中央政府组织专门力量开修清史”是不是离题太远？

　　针对这篇文章，《光明日报》8月13日刊发题为《也谈清史纂修——与〈“官修正史”可以休矣〉一文作者商榷》的文章。文章说，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私修史书。文章还认为，北洋政府主持纂修的《清史稿》存在“政治性错误”，我们今天虽不必像民国政府一样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止流行”，但指出其政治性错误，亦即“政治地位问题”，以免误导当今读者以及后世子孙，则是应该而且是必须的。

官修史书一方面在资料占有、资金投入和人员配置上占有绝对优势，另方面又在史料考订、史料取舍、史实表述和史德彰显上实施严格控制。这些控制，常被后代诟病。　　中国史学传统是官修史书。中国古代的史书虽有官修、私修、奉诏私修几种情况，但官修一直是主流。自唐初确立政府设馆修史以来，政府一改此前史官私人修史的局面，每逢鼎革，继起王朝对借鉴前朝制度，总结兴亡经验都十分重视，都要开设使馆，延揽人才，征集前朝史料文献，集中纂修前朝之史，历代不废，直至清朝之修《明史》，二十四史中三分之二均为政府设馆官修。

　　尽管清史编纂委员会反复强调，新修清史虽是国家修史，但不能等同于过去的“官修正史”，新修清史是一部真实、科学的史书，但新修清史能否摆脱过去官修史书的流弊，走出官修史书的局限，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无论如何，清史纂修工程的列车已经不可逆转地朝着竣工期限驶去。被晚辈后学称为“当代纪晓岚”的戴逸，能否站在赵尔巽的肩膀上，享受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革命的优越性，在史料价值和学术水准上整体超越《清史稿》，正在成为海内外拭目以待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