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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口无辜被砍伤 为救治孩子10年后再索赔--国家史册
“我想挣点钱，就回到原单位找工作。”他找到原来的单位，被安排住在城建一公司家属院内。
他住下没两个星期，认识他的人不多，大家都不曾防备。
短短几天，他的一些异常表现被工作人员陈旭发现。他曾向公司汇报，但公司并没在意。
无力偿还
“没拿到他家一分赔偿”
事发当天，喝了半斤65°二锅头的周大勇本想拿刀报复“总不给他煤用的调度员”，却无故砍伤了与他素不相识的7个人，酿成悲剧。
案发后，周大勇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2001年12月，昌平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6个月，赔偿徐向前一家共53万余元，由周大勇的监护人高小燕支付；其单位新创公司赔偿医疗费等22万余元。
而周大勇一家根本无力偿还这笔赔偿，“没拿到他家一分赔偿。”徐向前说。
为了儿子的后续治疗，近日，徐向前和李芳芳再次到昌平法院起诉，向周大勇和城建一公司(原新创公司)索赔残疾赔偿金73万余元。
周大勇已经刑满释放，但徐向前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但却问不出他的下落。“我希望我们百年之后，我的儿子能有个着落。”李芳芳叹了口气说。
记者手记
下一次谁来为他的罪行买单？
晓阳最常做的动作，除了微笑，还有藏起外翻萎缩的左手。
是父亲告诉他，“不要让别人看见。”
采访时，徐向前一家一直不想让记者去他的家看看，“家里太乱，我怕您笑话。”他说。
真的到了他的家中，记者却被眼前看到的情景触动了——房子、家具都十分破旧，房间虽小，却很整洁。外接出的厨房隔出了一间小卧室，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这是小哥俩的房间。
显然，徐向前并不愿意展露他家的窘困。
少年不知愁滋味。只会傻笑的晓阳，体会不到父母、哥哥的愁苦。
而除了忍受病痛带给他长期的折磨，他也不应该再承受更多的苦难。
徐向前告诉记者，2011年，周大勇被释放后，公司有人曾经见过他一次。可此后再也没有周大勇的消息。
徐向前自叹自己家还算幸运，有城建集团的领导和朋友、邻居热心的资助帮忙，即使没有周大勇的赔偿，他们也撑到了今天。
可我们仍很担心，如果周大勇的病没有痊愈，在无人监管之下，会不会有下一个家庭再次受到伤害？
下一次，谁还能为他的罪行“买单”？
背景链接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超过1600万。
目前，由于治疗体系的不健全、社区康复体系的缺失、公众的偏见、药物得不到保障等多种原因，导致精神疾病患者住院难、康复难、找工作难、寻求平等权利更难等问题。
2011年，《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针对社区康复、保障患者住(出)院权利、公众的精神健康保健预防等问题，北京已着手制定政策，旨在搭建一个社区——区县医院——三甲医院的就诊康复体系。
专家说法
对病患管理存在漏洞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蔡晨瑞认为，从这个案件看，在精神病患的社会管理上，还存在漏洞。“对他们的社会管理或者说安置手段，还仅仅停留在照顾生计的阶段，没有重视精神病患病情的特殊性。”
对此，嘉林格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朱祥霞解释：“特殊性在于精神疾病患几乎没有痊愈的，一般都需要终身服药。”
她说，“他们是否有自制力，只有专业人士通过他的表现判断，所以把他放回社会，就很容易出现恶性事件。”
“让精残人员有社会归属感”
对于精神病患的管理，朱祥霞认为，他们的家属也会出现心理问题，不一定会监管好，这就需要国家发挥作用，“比如下属残联的社区康复站，就对监管精神类残疾人(精残人员)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她说。
朱祥霞作为负责人，目前与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残联合作，项目内容之一是给动物园社区的精残人员做一对一的重点咨询和治疗。
“北京的各个区都有相应的社区康复站，也有叫温馨家园的，他们是由残联和居委会共同负责的，设置在一些社区机构的活动室里，将精残、智残等残疾人集中到一个社区里，进行类似‘上班’的行为。”朱祥霞说。
她解释说，在社区康复站里有免费伙食、可以学文化和进行力所能及的小手工，甚至国家还会发一些补贴。“把他们集中成一个小社会，让精残人员有社会归属感。同时他们也能得到很好的监管。”
社区康复站急需专业人员进驻
朱祥霞认为，目前社区康复站还有盲点需要及时填补，那就是专业人员的进驻和干预。
“对于家属来说，他们只要有吃有喝、别犯病就好，但是在心理需求的满足上做得还是不够。在朝阳、海淀的康复站，有人关心精残人员的吃喝、生活，但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心理状况很让人担心。”朱祥霞说。
她还补充道，目前有些康复站已经开始请心理咨询师，做心理疏导和治疗。
朱祥霞总结，不仅要有康复站这样的接纳机构，还应该召集社会力量，比如义工。让国家、个体单位、家庭和社会力量一起，保护和监护精神疾病患者。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张爽(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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