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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工作报告弃用人口调控提法--中国年鉴
本报讯 (记者 王姝)“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谈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内容,比前几年要多,要细。比如新增造林绿化面积20万亩,原来通报完这个数据就结束了,今年还列明达成路径、存量建设用地腾退、废弃砂石坑绿化等等。”13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民防局原局长李长栓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5年届满,今年是本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最后一个履职年。回顾5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清晰呈现出北京市政府执政思路的变化。
经济建设内容逐年递减
不少代表、委员跟李长栓的感受相同。
原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着墨约占1/3,但这5年,其所占比重逐年递减,而空气质量、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等等民生问题,笔墨逐年增多。
“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建设只有一个章节,除了后面的产业结构调整还涉及一点经济,其余的篇幅就全让位给医疗、空气质量等民生问题,治理拥堵等城市管理问题”,李长栓说。
市政协委员肖鸣政同样表示,去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城市管理,首提“精细化服务管理”;今年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一年,社会管理延续去年的精细化服务管理思路,且政府工作报告特意点出“服务”和“管理”的关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市政协委员柴强等人认为,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与五年来内外部环境有关。
房产调控一波三折看转型
与其他产业相比,五年中,房地产和汽车的起伏较为突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有促进消费“功效”的“民生产业”,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住房消费,合理引导汽车消费”。该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82.3%,机动车销售量增长30.8%。但2010年起,房地产调控政策渐缩渐紧,至去年底,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约下降44.3%;2010年12月,“小客车总量控制”规划出台,买车先摇号,至去年底,机动车销售量下降44.3%。
柴强说,2008年奥运年,首都经济的发展基调虽然定为“又快又好”,但前两年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增势迅猛,当年国家提出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而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经济发展基调转为“平稳较快”,可房地产业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列为“积极促进”产业。
2010年,国家再次将房地产业纳入宏观调控政策,自此,首都经济发展开始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
市人大代表张耘表示,上述房地产市场一波三折的变化,正是五年来北京不断调整发展思路,结构转型的缩影。她认为,历经五年,不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社会管理,北京均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首次不设增速目标
经济发展从“快”到“稳”,专家认为政府对经济规律把脉更准
【报告变化】
从“又快又好”到“平稳较快”,再到“稳中求进”,五年中,北京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发展的设定,经历上述三个变化。
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年经济发展设定“又快又好”的基调,但当年下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将经济发展基调调整为“平稳较快”,这个基调一直延续到2011年。
今年,房地产、汽车进入深度调控期,经济发展提出“稳中求进”, “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大经济指标,最高值都出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不论是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今年设定的目标值都是5年来的最低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左右。
尽管房地产、机动车两大支柱产业,销量下降均过半,但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约增长10.8%。因此得以达成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以上。
【解读】
市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张强一直从事首都经济研究。他表示,五年来,北京经济发展经历三次变化。前两次“又快又好”和“平稳较快”两个基调,都设定发展的速度,唯有今年,“稳中求进”提法与速度无关,只追求经济稳定、有进步。
“这表明,北京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力有了深化和提高。”张强说,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以及宏观调控、物价上涨这些外在因素,奥运后,北京经济的发展速度也会降低。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奥运后的北京,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从原来的高速发展,转向稳定发展。这是必然趋势。跟北京相同,最近两年,国内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都有减缓趋势。
张强表示,奥运刚结束时,对于后奥运时期的北京经济发展速度,也就是是否停止高速发展,曾有争议。但在十二五规划中,市政府采纳了“停止高速发展、转向稳定发展”判断,年均GDP仅为8%。今年,政府首次不再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做出限定,“这都说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首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摸索到了符合北京的发展方式”。
社会管理
“人口调控”沿用多年今不再提
实有人口首次出现,专家认为“服务管理”模式思路清晰
【报告变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区分“城市服务管理”和“社会建设”。并注明“服务”和“管理”的关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沿用多年的“人口调控”四字,在今年的“人口问题篇”消失,出现“人口服务管理”新提法。
北京如何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2008年至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解题思路每年均有调整。2008年是“健全房屋租赁和居住证管理体系”;2009年是“探索建立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2010年是“探索建立综合调控机制,通过城市功能疏解、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调整,促进人口有序迁移与合理分布”;2011年是“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而对于今年的人口工作,此前四年的“人口调控”四字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务管理”,而管理模式为“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
“实有人口”表述五年来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解读】
市政协委员、人口专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对于人口问题,直至今年,解题思路才逐渐清晰:淡化行政手段,转向“服务管理”,因此“人口服务管理”提法,取代了“人口调控”。
他认为,上一个五年,即2002年至2007年,人口问题的关注焦点是“该不该调”?而这个五年,则是如何调?可具体调控思路一直不清晰。
从目标责任制,给各区县定上限指标;到综合调控制,再到区域综合协调制,正式体现出了政府的思考过程,期间曾想过各类行政手段,例如“制定行业准入标准”等等。2008年提上日程的居住证制度,直至今年还未“现身”,也是源于此,破题模式未定。
但今年,解题思路不再模糊,一方面,市场调整,“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由市场“选择”人口结构,因为有什么样的产业,就有与之对应的人口;另一方面,通过“服务”达到“管理”目的,延迟了四年的居住证制度,被要求“做好实行的相关工作”,以便“推进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这表明,在与行政手段的“博弈”中,公正至上、共建共享共担的服务管理体制胜出。
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肖鸣政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意说明“服务”和“管理”的关系,表明政府社会管理的思路变化,原来强调管理,侧重行政手段;现今转向“服务管理”。
四大民生问题寻“药方”
五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在住房、医疗、环境及交通上笔墨日趋浓重
A 住房
危机促房地产调控中途“改道”
【报告变化】
2008年开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严格执行住房信贷管理政策,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2009年,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将“促进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2010年,政策由“促进消费”转向“秩序整顿”,“依法查处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2011年,则回位到“调控”。今年,调控态度更为坚决,“坚定不移地抓好房地产调控。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解读】
“不同的时期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政府也相应的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市政协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强说,2006年、2007年全国包括北京的房价上涨过快,因此,2008年上半年以前,房地产市场以“调控”为主。但当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保增长”成为政府主责。所以2008年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改为“促进房地产消费”。2009年2月份以后房价再次快速上涨,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10年,房地产市场有出现泡沫的迹象,房地产调控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北京采取了比其他城市更为严格的调控政策,其他城市多规定房价上涨幅度不超过GDP、跟收入增长挂钩等,北京市明确提出“房价稳中有降”的调控目标。
B 医疗
新政将鼓励医生“走出”医院
【报告变化】
2009年“医改”年,“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卫生机构”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将“探索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机制”,由社会办医弥补公共卫生服务的不足。其后各年,“社会资本办医”虽然每年都会被提及,但一直没有实质进展,直到今年明确规定“出台鼓励社会办医政策”。社会资本办医终于进入操作层面。
【解读】
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虹表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系近些年的主题。作为2009年医改的配套文件,“社会资本办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2009年至今一直没有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一方面因为,负担基本医疗的公立医院,同时承接特需服务;另一方面,依据目前的卫生医疗领域人事政策,医生退休后的养老、医疗等待遇,仍归属于医院,所以,去年虽然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可以兼职,但多数医生并没有走出医院。
因此,在与公立医院的竞争中,不论是患者资源,还是医务从业者资源,民营医院都不占优势。但这些社会办医的掣肘因素,即将出台的社会资本办医政策会有考虑和安排。
C 环境
“浓度监测更契合百姓感受”
【报告变化】
全年二级和好于二级以上天数,2008年达74.9%,2009年达78.1%,2010年和2011年都达到了78.4%。此前四年,北京一直用二级和好于二级以上天数,评测空气质量。但今年,这一指标未写入年度计划,代之以“主要污染物浓度”。与此同时,从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露过面的PM2.5、臭氧,也首次被列为重点监测内容。
【解读】
市政协委员、北京化工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朱良表示,目前,环保部正在制订新的空气质量“国标”,空气质量监测将启用新的评价体系,PM2.5和臭氧等污染物监测将写入新的评价体系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没有像往年一样,按照现行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设定2012蓝天指标增加值;而是用“主要污染物浓度”代替蓝天指标,同时明确监测臭氧和PM2.5,“一方面,尽量贴近新‘国标’;另一方面,百姓对PM2.5有了更多的认知,而二级天数监测结果与百姓感受有差距,浓度监测更契合百姓感受。”
D 交通
“最后一公里”为治堵突破口
【报告变化】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公交优先战略;2009年,新增行政手段——交通限行;2010年,再增价格杠杆——差别化停车收费开始实施;2011年,包含此前疏堵“三驾马车”(公交、限行、‘限停’)的综合治堵方案出台,行政治堵手段再次强化,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购车先摇号。今年首次在报告中回应“换乘不便”这一乘客质疑焦点,要求治堵“以公交线网调整和换乘条件改善为突破口”。
【解读】
市人大代表、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市交通委立法顾问强磊表示,最近5年,两条治堵路径并行:治,行政强制手段越来越严格,先是限行,后是总量控制购车摇号;理,建设轨道等公共交通体系,中心城区停车位涨价等等。“行政强制手段不可能长期实行,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才是治堵之道,这是国际大都市早已验证过的治堵经验,”他说,这五年,行政手段为公共交通体系,赢得了建设时间。
但目前,公交网线、地铁里程数都已达到了一定规模,可另一个问题变得迫切,由于换乘体系等细节,公共交通对部分有车族没有吸引力,“公交和公交、地铁和公交,如何零换乘,这个交通微循环问题,也就是‘最后一公里最后10分钟’问题,是今年的治堵重点,所以被政府工作报告列为治堵突破口”。
转型需若干届政府持之以恒
专家认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非一两届政府能解决
■ 对话
新京报:与上一个五年(2002至2007年)相比,最近的五年,北京的整体发展思路有哪些转变?
张耘:上一个五年,北京举全国之力筹备奥运,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建设,都取得快速迅猛的发展。但这五年,北京不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发展思路也随之不断调整。如金融危机影响,受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房地产不再是经济支柱;为了缓解拥堵,北京限车调整了机动车的发展。
经历了奥运、国庆60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之后,北京开始思考,城市怎样重新定位,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对发展方向的冷思考的过程。
经济发展不再单纯追求速度
新京报:哪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
张耘:经济。2008年的提法还是“首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2009年调整为“平稳较快发展”;今年,失去房地产、机动车两大经济支柱之后,调整为“稳中求进”,不再提经济发展的速度了。这个经济发展思路的变化,意味着北京对于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
北京走的路是产业转型,选择更适合北京禀赋条件的产业,比如文化创意、高端生产服务业等智力产业,消费拉动。现在看来,转型已经有了不错的结果,去年的GDP、人均收入等重要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目标。
新京报:这样看经济转型是因外部压力还是主动而为?
张耘:其实,这五年,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谈,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周期和规律。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就会从快速发展转向平稳发展,这就是北京经济的发展规律。今年的“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就是遵循这个规律,作出的理智选择。首钢停产是北京主动为之的,为了环境,牺牲了GDP。但是,如果提前几年未雨绸缪,经济增长模式不过度依赖房地产和机动车,提前几年就开始积极向智力型产业转型,那么去年完成经济指标是不是会轻松一些?
人口调控隐退政府工作报告
新京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了新提法“人口服务管理”,没有沿用过去的“调控”说法?
张耘:这也正是我想强调的。这五年,北京一直在解题。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北京很早就意识到了。可这个转型期,漫长而且不顺利,长期以来,政府习惯于抓经济,把项目抓到自己手里,这样才放心,为此配置了组织机构,形成了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但这五年,我们看到了政府在逐渐转变,比如社会管理,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化,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精细化服务管理”;今年再次重申“城市服务管理”。这些都表明,政府正在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城市应建立长远发展机制
新京报:如何评价北京的转型表现?
张耘:经过不断调整,这五年,北京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但不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服务性政府转型,都不是一两届政府能解决的问题,需要若干届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各届政府需要“接力”。但不少地方政府都存在一个问题,不同的政府班子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也就是说,长远正确发展,这个机制应该建立起来。
本报记者 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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