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记者 赵新星

　　“唇亡齿寒。”广州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简短地说。北京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消息传到骄阳似火的广州，让广州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员们的心情提前进入冬季。尽管北京的撤校事件并未对广州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产生直接影响，但长期以来的困境依旧让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迷惑。

　　广州也曾关闭一批打工学校

　　“看到‘同类之死’，我们自然伤心，事实上，我们已经伤心很多年了。”信力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对未来自身命运的悲观预期，而是对过去的不堪回首。三五年前，广州十几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被一次性裁撤，让信力健记忆犹新。

　　“这边态度相对温和，但当时被关停的十几家学校，有的是因为办得不好，有的也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现在，面对北京3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类似命运，信力健依然满腔不忿。

　　一方面，他认为，法律规定流动儿童的教育“以流入地的公立学校为主”，3万多名外来工子弟只能在民办学校就读，已是北京公办教育失职在先。另一方面，外来工子弟与北京户口的孩子既未能“同在蓝天下”，政府还不肯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民办学校中求学，则更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

　　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北京市教委承诺不让任何一名进城务工者随迁子女因拆迁而失学，但信力健提出两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公立学校的学费，农民工子女交得起吗？第二，教学质量向来与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在一个起跑线的公立学校，真能接受这些乡下出身、城中村长大的孩子去影响他们的升学率吗？

　　在这两个问题面前，他无法对事件所波及的3万多名孩子的未来保持乐观。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备受掣肘

　　同样让人无法乐观的是信力健自己所面临的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广州市有流动儿童近47万人，其中仅有19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剩下的29万人都在民办学校上学。以民办学校为主力满足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需求，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提供较少的财政补助，这是广州特色。

　　但广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并未因为占有学生数量上的优势而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地位，他们依然属于弱势族群。

　　一次偶然机会，记者曾到广州市天河同仁学校采访，那里的教师办公室与记者在珠三角外的乡村小学看到的别无二致。中午几个老师吃着泡菜加盒饭，突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资料柜上跳下来，老师们边打老鼠边抱怨，学校闹鼠患已经很久了。

　　同仁学校副校长陈亚娣告诉记者，这就是这所学校的办学条件，所以优秀的教师留不住。一个初中老师一周要上16到18节课，基本工资才1450元，每学期末学校按教学质量发教学奖，一学期奖250元钱，做领导的陈亚娣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学校常有老师考上公务员，这几乎是他们的最好出路。

　　此外，种种政策限制也让农民工子弟学校备受掣肘。

　　外地孩子不能在广州参加高考，连考高中也很难，因此很多孩子初二就回老家，从初一到初三，眼看着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诉求只有两个字：出路

　　“可以这样说，‘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我们头顶，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到脖子上。”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出现后，信力健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剧。面对记者，他的诉求是两个字：出路。

　　信力健说，政府办教育没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还存在着庞大的政府教育无法惠及的群体，比如农民工子女。民间办学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现在，他们要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比如，考虑到要求入学的人数较多，是否可以放宽班级人数限制？比如，对于民办农民工子女教育，是否不要以成绩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在信力健看来，放宽准入条件，让充分的竞争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能会更有效。

　　此外，信力健还特别提议加强民间组织的参与。比如，社会组织是否可以效仿香港的教会学校，通过社会募捐办学？对于从小所受教育就落后城市一步的农民工子女，社会组织、义工和志愿者是否可以提供教育援助？

　　总之，危机感让信力健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未来很不确定。“但我们算好了，还有多少学校在路边摆摊招生呢，那才是真的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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