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资料片）
高敏（左）正在向市民宣传器官捐献。（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报记者 刘彦朋  “13岁男孩独自说服家人，捐出母亲的9项器官。”8月初，当这则消息在互联网上被疯传时，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名字。

　　个头不高、肤色黝黑、每天背着一个重约10公斤的双肩包，里面全是捐献者和有捐献意向人的资料……

　　这个来自山东商河县的40岁单身母亲，已经在深圳做了十年器官捐献协调志愿者。一直在深圳从吃穿住用行上接济她的妹妹说：“姐姐天生就是社会的人，她从没有属于家庭。”

　　十年里，高敏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器官捐献体制尚不顺畅、捐献法制尚需健全、捐献观念尚未普及的社会里，在高敏接触的每一例器官、遗体捐献背后，都难以用酸甜苦辣这些简单的词语来形容。

　　14年前，高敏离开老家山东商河县，只身来到深圳，在妹妹家帮着看孩子。而她自己3岁的儿子，则被留在了老家。

　　原本只是短暂的帮忙，可高敏没想到，她却因为各种意外留在了深圳。这14年里，她从做“保姆”、业余时间偷偷献血到做志愿者、义务讲解员，最后变成自己原本一无所知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2001年，第一次接触器官捐献的高敏发现，原来这个社会并不比她这个高中毕业生对器官捐献多了解多少。

　　“别说跟我一样的老百姓了，就是有些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都拐不过弯来。”高敏说，有一次，她对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说，能不能在他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的宣传牌。院长吓得连连摆手：“不行不行！现在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辈子生出来，肯定也会是个瞎子。”

　　如果说捐献者不理解，高敏会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可是如果连医院也不理解，她能怎么办呢？

　　“在国外，人员出了事故，属于病危无法救治的，警方只要查明他之前签署过捐献器官或遗体的协议，就可以直接通知评估和抢救团队的医生，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家属，进行摘除手术。比如在美国，有50家专门的团队负责捐献者的器官摘除手术，他们都有直升机，因为一旦心跳停止，血液不流动了，很多器官很快就没了生命体征。”

　　而高敏接触到的，有时候是家属同意，也签了协议书，专家团队也到了，医院却不敢提供手术室。

　　“2009年2月11日，在中山市一家医院，一位叫郭光明(音)的患者要捐献多个器官，当时医生很配合，家属也很好，所有的情况都没问题。”

　　到了第二天，正准备把患者推进医院的无菌手术室进行摘除手术。这家医院的医务科科长突然找到高敏说，“你怎么能证明家属说的话是真的，保证不反悔？如果捐献完，你们把器官取走了，家属以后来找我们怎么办？”

　　高敏急忙跟院方保证说，家属填写了志愿书，肯定不会反悔。可那个科长还是怕家属以后会找医院。科长最后说：“随便你们怎么说，我们医院肯定不会提供手术室，我看哪个护士敢放你们进去！”

　　最终，高敏只能又联系了中山市人民医院。“把患者拉过去进行摘除手术，另外一名已经就位等待移植的受益者，也不得不临时再转到中山人民医院，捐献者和受益者都转移完，已经是夜里11点多，前后耽误了十多个小时，万一出意外，这可是又一条人命啊。”

　　“做器官摘除，一分钟都耽误不起”

　　跟高敏接触时，最显眼的就是她瘦弱的双肩上，永远背着一个大双肩背包，拎一下，足足有十公斤沉。

　　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资料，有捐献者的资料，有捐献意向人的资料，有高敏自己的各种证件……这些，都是高敏拿经验、血汗和教训换来的。

　　2009年，深圳一个20岁的小伙子因为被爹妈说了几句，喝了农药，一直没抢救过来。到第六天晚上，家属找到高敏，提出想捐献器官。

　　高敏赶紧赶过去，医院先是检查她的身份证、志愿者证，但志愿者证上没有照片，医院说这些没法证明高敏的身份，最后还是从网上查到高敏是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他们才相信了。

　　“我是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但我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就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为红十字会干活，却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弊端是：我没有合法的身份，人家开始不信任我；但也有好处：我是志愿者，与器官捐献没有利益纷争，他们又相信我。”

　　而深圳这名小伙子的父母也是前前后后犹豫了两个多小时，才决定捐献器官。

　　家属填了资料签了字，孩子已经没了呼吸，器官捐不成了，只能捐眼角膜和遗体。高敏又回到办公室拿资料，重新签署。等医生取完角膜，送到太平间，工作人员准备登记时，一听说是喝农药死的，属于意外死亡，必须报警，由公安机关证明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高敏一时蒙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报警了。结果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调查发现，人死在福田区的一家医院，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但其居住地是在另外一个辖区，属于罗湖区公安局管辖。

　　“这一下又涉及两个区的公安机关，先是两个区分局联系，然后再让两区的派出所联系，这时候家属彻底忍不住了，一甩手就走了，他们觉得做点好事真难，一摊子事都交给我办。”高敏苦笑着说。

　　最终，太平间又让把遗体送到殡仪馆，但当时找不到车，高敏说，后来是一位志愿者用私家车把遗体送了过去，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

　　让高敏忘不了的还有深圳一对老夫妻，老两口退休后移民去了美国，刷了十年盘子，也拿到了绿卡。但他们又回到了深圳，觉得还是祖国好，不想再回去了。可在深圳，他们的户籍已经没了，两人无处落脚。就这么过了两年，他们想回美国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国家，成了“黑户”。

　　后来，老太太患了脑瘤，一直跟高敏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因为她没有户籍，两个孩子也都在国外，到殡仪馆都没法火化。他们就把在美国的绿卡和移民时的手续交给我保管，我现在就随身背在包里，一听到不幸的消息，立即赶到他家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整天背着这个10公斤的背包，整天穿着登山鞋或运动鞋的原因。这样可以随时接到患者家属电话，我就能立即赶过去。咱们国家是以没有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的判断标准，这就要求在他停止呼吸的最短时间内，为其进行器官摘除，有时候一分钟都耽误不起。”说这话时高敏显得有些无奈。

　　他不知道，妈妈其实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在高敏的相机里，存着所有通过她捐献或即将通过她捐献的捐献者的照片。“这个18岁的孩子，是壮族人，到河里去游泳，却再也没上来。他父亲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最终觉得既然儿子这么喜欢深圳，就把儿子遗体留在了深圳，捐献给我们。”

　　“每天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好在妹妹理解我，她说你想做志愿者就做吧，你不是属于咱们家里的人，你是属于这个社会的。”

　　有一年，深圳市搞了一场给外来建设者送机票回家过年的活动，也给了高敏一张，但高敏没有回去。在高敏经常去的献血站旁边的天桥上，有个乞丐叫住她问：“大姐，不是给你机票了吗？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高敏很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这个陌生的乞丐对她说：“大姐，我叫你哪，放心，我跟谁要钱，也不跟你要钱，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啥情况。”

　　听到这话，高敏说自己“心里特别热乎”。

　　“鱼翅燕窝，是一顿饭，粗茶淡饭，也同样是一顿饭，有时候忙起来一天不吃饭。有时候上公交车，司机都不跟我要票。”高敏说，正是通过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她在这个原本陌生而发达的城市，反而找到了她一直追求的无价财富和亲情。

　　这几天正赶上深圳举办大运会，高敏17岁的儿子被她从老家商河县接到深圳，成为大运会的一名志愿者。

　　儿子一直以为，妈妈是这个发达城市一个没有工资的最底层人员，他却不知道，其实妈妈是这个城市的骄傲———根据统计，截至捐献者殷小利，深圳市共有眼角膜捐献455例，器官捐献59例，遗体捐献38例，其中仅遗体一项经高敏协调成功的就达36例。

　　小丁接着问：“那你每天看见这么多生死离别，怎么能够做到坦然？”

　　“我也做不到刚碰上难过的事情，很快就能放得下。有时候我也想来想去想不通，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去血站，在献血现场跟大家大声说笑，看见这么多人因为我的解释，他们愿意献血，愿意帮助别人，一些放不下的难过的事，慢慢就想开了，你现在做不到坦然，这很正常，只是需要时间，需要你把这些憋在心里的话倒出来。”高敏回答。

　　“我不后悔捐献，我只是想念妈妈。”小丁喃喃地说。

　　“他理解我说的国际惯例，如果器官受益人签署了私密协议，不想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给捐献人家属，医院和红十字会就必须遵守他的意愿。但我看得出来，小丁还是从心底想知道，妈妈的生命到底在谁的身上得到了延续。”高敏说。

　　8月18日中午，正要吃午饭，一直喜欢奥数，梦想着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小丁，突然问叔叔和高敏：“我将来当医生，是不是可以更直接地帮助到更多的人？”

　　后记：

　　丁思成自己并不知道，8月3日，就在妈妈器官捐献的当晚，殷小利的肝脏已经移植给一名48岁的广东籍男性肝癌患者。手术从当晚10时多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手术情况良好。

　　另外两个肾脏分别移植给了一名29岁女性患者和一名55岁男性患者，这两人都是尿毒症合并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由于眼角膜可保存时间比肝肾更长，所以目前还暂放在中山医院眼科中心，等待移植到合适的患者身上。此外，留在深圳的四块半月板在适当的温度下可保存3个月，届时也将移植到合适的人身上。

　　殷小利的器官，将最终帮助9个人重新获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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