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人刘洪云对病情看得很淡，但说起儿女便不停地抹眼泪。 本版图片 赵洪杰 摄 ▶1992年开始在深圳做风钻工的许志辉已是尘肺病三期。
深圳工地上密密麻麻的孔桩，风钻工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容易染上尘肺病。
83岁的耒阳人王翠兰，5个儿子4个因尘肺病离世。

　　◎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办”，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但最关键的进展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

　　◎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建议应由国家成立专项基金，将治病救人和职业病鉴定维权分开写入修订后的法律，从而避免耒阳尘肺病悲剧再次出现

　　83岁的双喜村老人王翠兰已经哭干了眼泪，她穷尽一生拉扯大的5个儿子，有4个在这几年陆续故去。而她朝夕守望的湖南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由一个热闹的湖南乡村变得凋敝而破败，用王翠兰的话说，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导子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种人间悲剧的原因：尘肺病。

　　双喜村的眼泪

　　村庄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上了老婆，但人没了”

　　9月8日—11日，南方日报(微博)记者来到耒阳双喜村实地调查。

　　双喜村被低矮的丘陵环绕，随处可见的荒地里长满野草，沿山而建的房屋非常分散，偶尔会看到贴着瓷砖、有着宽阔欧式风格阳台的三层小楼。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外出打工、人烟渐稀和往家汇钱、反哺农村，成了只有300多户人口的双喜村繁荣和荒寂的一体两面。

　　1992年，在徐瑞宝和许志辉等8名年轻人的带领下，双喜村和导子乡其他村庄的青壮年远赴深圳成为风钻工。18年间，他们中已有146人（双喜村有65人）查出尘肺病，24人病故。

　　徐瑞宝和他老乡的工作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铸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铸地基。

　　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深圳风钻工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但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长期从事这一工作让他们得了不同程度的尘肺病。

　　第一批南下者包括农民徐瑞乃，当年妻子肖美华和徐瑞乃一起到了深圳。“每次他们打完地基上来时，脸上都是白色的灰尘，只能看到两只在转的眼珠，哪个是我老公都认不出来，他的耳朵好几天都满是嗡嗡声。”

　　徐瑞乃见证了中国沿海经济奇迹般的快速增长，从乡村走出来的他铆足了劲挣钱。虽然白天上了班，但他还是愿意晚上接着干，这样每天可以挣到180元。伴随着深圳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走上了快车道。

　　在深圳的那些年，他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定格了他人生的得意：在宽阔的草坪上，他微微侧着身顽皮地躺在地上，抬起头张望着镜头，双手抱在脑后，春风吹乱了头发。

　　十多年后，他以同样的姿势躺在一部名叫《双喜的眼泪》的纪录片中，但此时他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已然僵硬，他的嘴努力地张开着，希望能吸入更多的氧气，但纤维化的肺已经没有能力吸收了——被确诊为尘肺病三期的他在去年撒手人寰，留下妻子、老母亲和两个儿女。

　　2009年耒阳尘肺病人维权被媒体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关注，但两年来死亡的阴影步步紧逼。前年7个，去年6个，第一批南下8人死了6个……这些数字像一枚枚针锥插进了双喜村尘肺病人的心。

　　他们非常清楚，尘肺病人晚期发病多伴有三五种并发症——肝炎、肺结核、心脏病、胆囊疾病等。但吃药治疗，尤其是治肺结核的药，会损害肝和胆，所以在不断地治疗中，医治一个器官，同时会损害另一个器官。因此，尘肺病人的离世大都非常突然，有的人上午还在正常聊天，下午便溘然长逝。人死的时候体温超过40℃，而忍受不了高温的病人往往会难受得在地上打滚。

　　双喜村已故风钻工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已故周清平的昨天代表着尚存活尘肺病人的明天，死亡对他们来说就像打嗝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一定会到来，但是具体时刻他们只能惶恐地等待。

　　艰难的维权

　　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没有意识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规避责任

　　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在深圳打工的耒阳风钻工几乎没有一个人签订过劳动合同。1992年刘洪云刚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到处是荒山，风钻爆破才刚刚开始，全市只有一家爆破公司——三联爆破公司。

　　当时刘洪云和他后来的老板一起打风钻。后来这名老板通过关系，给爆破公司承包工程。包工头在承包到工程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组织工人施工。这些包工头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不可能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工人只认识包工头，在他们眼里，包工头就是公司的老板。

　　从2009年就一直关注耒阳尘肺病人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认为，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种一样，打风钻也要靠老乡带入行。正是这种传统的老乡网络，为老板找工人、工人找老板提供了便利。

　　“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与依赖，没有意识和能力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去规避劳动合同所伴随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检查督促，导致企业逃避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极低。”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说。

　　来自耒阳的工人们无法理解，曾经和自己称兄道弟，信誓旦旦的老板，如今完全“不认识他们”——老板们靠这些工人白手起家，如今都已经家财万贯，而他们却只落得一身伤病，甚至失去性命。

　　深圳市政府曾“特事特办”，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处理小组进行调查取证。但最关键的进展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南方日报记者统计，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尘肺病人只有19个，其中16人通过社保拿到了赔偿，而剩下的3人依然身陷漫长的司法程序中。

　　没有办法证明劳动关系的大部分人无法进入“法律框架”，只能接受政府给予的“人文关怀”。虽然深圳政府将“人文关怀”的数额也作了相应提升，根据病情的不同分别给予7万元、10万元、13万元，但相对巨额的医药费和家庭的负担，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37岁的刘洪云瘦得只剩下90斤，他说“自己活不过一年了”。从去年开始，他已五六次发病，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每次发病时他都会不停地高烧、咳嗽、冒冷汗，无法进食，只能靠氧气机缓解呼吸困难，睡觉时必须保持坐立姿势。

　　频频发病后，刘洪云已经不敢再住院，家里的所有劳动都扔给了妻子陈满秋。今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用是从“新农合”报销出来的医疗费。即便生活左支右绌，刘洪云还是固执地留出几千元修缮了房子——他要给儿子留下最后的遗产。

　　他对尘肺病的痛苦已经很淡漠，但提到10岁的女儿和7岁的儿子，整个下午刘洪云一直在抹眼泪。

　　北大、清华社会学系学生组成调研小组发现，和十多年前一样，微薄的农业收入不足以负担高昂的生活成本。尘肺病一期、二期的患者负债累累，但为了孩子读书还要强撑着身体，从事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苦苦支撑着家里的生活。

　　被尘肺病深深侵蚀的村子，因为尘肺病人众多，地上到处可见浓重的痰迹，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玩耍、成长，他们这一代的命运也被尘肺病的阴云笼罩。“如果这些孩子最终因贫穷被迫辍学，这个家庭就更没有一点指望了。”沈原感叹。

　　恶化的工作环境

　　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大多被老板辞退，同时老板也更加注意销毁劳动关系的证据

　　死亡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张家界的农民工手上。

　　耒阳人凭借先发优势从事这一行业达20多年。但南方日报记者发现，张家界桑植县已经有两三百人在深圳从事风钻工。

　　由于他们入行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病情还没有耒阳工人那么严重，不过已有两名工人死于尘肺病，还有不少的人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高工资裹挟着他们走上一条很难回头的路。桑植县河口乡的胡典武已经做风钻工多年了，身体表现出尘肺病的症状，但他不敢去检查。“查出来也没办法，反而会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女儿上大学，一年的费用将近两万块，家里还有老人要养活。”

　　耒阳“尘肺病事件”后，包工头更不肯为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他们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状况。南方日报记者走访发现，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大多被老板辞退了，同时老板也更加注意销毁劳动关系的证据。有迹象表明，来自张家界的农民工已不太可能获得“人文关怀”的补偿。

　　如今深圳风钻行业的用工条件和劳动保护情况又如何呢？9月11日—14日，南方日报记者走访了深圳5个区的11个建筑工地，发现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一名从事风钻22年的工人表示：“2009年耒阳农民工维权后，工地上曾搞过一段时间的湿式作业，但老板觉得成本高、工期慢，只搞了半个月又改回以前的干式作业。”作业方式没有改善，风钻工地仍然尘土飞扬，工人的肺变成了吸尘器。记者看到，打风钻时，井里的灰尘喷得很高，井下根本看不清人，从井里出来的农民工满身灰尘。

　　在和利爆破公司的一个工地上，风钻工人说：“口罩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公司发的是几块钱一个的棉布口罩，不管用，井下面灰尘好大。”在这个工地，工人的劳动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严重超过《劳动法》规定的一天工作不超过11个小时的规定。

　　已是尘肺病一期的张家界籍工人王贞岩为了儿子读大学，依然坚持在工地上干活，他告诉记者：“和两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明显改善”。

　　双喜村的眼泪或许还将会在耒阳之外的地方继续滴落。

　　■我手写我心

　　我一直坚持着

　　我留恋这个世界

　　——一位尘肺病三期农民工写的诗歌

　　其实，

　　与其说是离开，

　　不如说是解脱。

　　在这个世界上，

　　我承受了太多的苦和痛，

　　肉体的、更是精神的。

　　离开真的很容易，

　　但是为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我一直坚持着，

　　我留恋这个世界。

　　但是上天仿佛不忍心让善良的精灵再承受更多的苦难了！

　　人总要送走一个自己才会获得另一个自己，

　　我这么想着、安慰着自己，

　　生活是自己的，

　　年华不过（是）烟花，不过（是）流火。

　　不过（是）不可琢磨的一个谜。

　　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

　　职业病防治法定主体缺失，尘肺病人维权步履艰难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去年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全国30多个行业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估计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受职业病危害。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底，全国已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72万多例，其中尘肺病65万多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不容乐观的是，我国的职业病进入了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迫在眉睫

　　农民工问题专家潘毅指出，2003年国家调整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法定主体，由安监部门接管原属卫生部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职责。2005年，卫生部与国家安监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各自的职责范围，以及协调工作机制。

　　但是，我国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来确定安监部门的执法主体地位，使安监部门长时间以来只能以《通知》和部门规章作为依据来行使执法资格，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已经实施10年的《职业病防治法》正在修订，可能会明确执法主体地位。另外职业病目录有望扩大，且“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做法也拟改为“举证责任倒置”。这些修订都将为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扫除障碍。

　　治病救人应和职业病鉴定分开

　　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尘肺病人维权步履艰难，而散于各地的民间救助只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困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认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可以建立一个尘肺救治基金，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然后再由国家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

　　他说，面对众多尘肺病人维权无门的状况，现在到了必须作出制度安排的时候，“治病救人应和确认劳动关系分开，比如尘肺病人维权非常难，就算拿到赔偿，人也去世了，维权还有什么用呢？”

　　今年古浪县农民尘肺病患者的救治救助就是先启用了专项基金。在网友、社会公众与媒体合力救援之后，去年以来甘肃已多方筹集专项基金1108万元，积极开展，同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整顿查处。

　　“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在一个省内，协调相对容易，但湖南耒阳尘肺病人这种情况，就必须由国家成立基金。”沈原说。

　　所以，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专项基金，将治病救人和职业病维权分开写入修订后的法律，从而避免耒阳尘肺病悲剧再一次出现。

　　盼望更多公益组织参与救助

　　耒阳尘肺病人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他们倒下了，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支柱倒塌。当初的“人文关怀”补偿多已花费殆尽，而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工人，至今都还没拿到赔偿，负债累累。

　　“每一个尘肺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大人倒下了，但孩子不可以失学。”为了减轻这些家庭的负担，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能够继续读书，清华大学沈原、北京大学卢晖临等学者发起了“北大清华师生公益助学”计划，在高校教师中募集善款，定向资助耒阳市导子乡尘肺家庭的孩子读书和生活，并请当地人（村委会干部）负责联络和监督。

　　“不管有多难，孩子不能失学，不能让孩子们没有未来。”在捐助现场，沈原几度哽咽。

　　几位学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公益组织参与到耒阳尘肺病人救助行动中。

　　（北大、清华等社会学系学生调研小组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 发自湖南耒阳、张家界、广东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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