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匈牙利[XiongYaLi]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BoLan]危机和匈牙利[XiongYaLi]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ZhongGuo]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感谢波兰[BoLan]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BoLan]档案公布的情况)，并不断被整理、公布于世。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BoLan]、匈牙利[XiongYaLi]、苏联[SuLian]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本文所据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BoLan]和匈牙利[XiongYaLi]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ZhongGuo]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的和内部的新闻报道——笔者注)

　　斯大林的分工：苏联[SuLian]负责欧洲，中国[ZhongGuo]负责亚洲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是苏联[SuLian]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是苏联[SuLian]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ZhongGuo]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SuLian]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顺从莫斯科，苏联[SuLian]与东欧的关系也开始进入冷冻状态。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SuLian]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BoLan]和匈牙利[XiongYaLi]尤为突出，尽管两国有着明显的区别。

　　苏共二十大后，波兰[BoLan]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BoLan]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SuLian]在波兰[BoLan]大量驻军与波兰[BoLan]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SuLian]外交官报告说，波兰[BoLan]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BoLan]党内逐渐崛起，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BoLan]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波兰[BoLan]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ZhongGuo]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SuLian]负责欧洲，中国[ZhongGuo]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ZhongGuo]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BoLan]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内部参考》第1817期，1956年3月5日)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自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参见笔者在《苏联[SuLian]专家在中国[ZhongGuo](1948-1960)》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共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ZhongGuo]共产党协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