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SuLian]的矛盾，以及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应该说，苏联[SuLian]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SuLian]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SuLian]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SuLian]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SuLian]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BoLan]和匈牙利[XiongYaLi]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SuLian]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SuLian]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SuLian]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SuLian]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XiongYaLi]危机，但面对苏联[SuLian]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SuLian]处理波兰[BoLan]和匈牙利[XiongYaLi]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ZhongGuo]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SuLian]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BoLan]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XiongYaLi]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在波匈事件中，与其说中国[ZhongGuo]帮助苏联[SuLian]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此，波匈事件后中国[ZhongGuo]在苏联[SuLian]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声望也显著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ZhongGuo]带进了欧洲。

　　(作者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