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MeiGuo]报人安东尼·刘易斯一生主要在两个领域中摸索：新闻和法律[FaLv]。195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刘易斯因为发表麦卡锡主义时代“忠诚调查”受害者的深度报道而荣获普利策奖。此后，他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MeiGuo]宪法[XianFa]和最高法院，成为了《纽约时报》最早专职报道最高法院的记者，他的一系列报道，包括著名的《吉迪恩的号角》，让他在1963年第二次赢得了普利策奖。刘易斯先后出任过《纽约时报》华盛顿总部和伦敦总部的主任，后来做时报专栏作家达四十二年（1969-2001)之久。1970年代中期，他由职业记者成为新闻学教授。1982年以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詹姆斯·麦迪逊讲座教授，专门讲授新闻与美国[MeiGuo]宪法[XianFa]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的关系。刘易斯为美国[MeiGuo]人民捍卫言论[YanLun]自由[ZiYou]权的努力，得到了各界广泛赞赏。2001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授予他美国[MeiGuo]平民的最高政府荣誉：总统公民奖章。

　　作为一个新闻人，刘易斯对法律[FaLv]的持久兴趣也与他的太太有关。他的太太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正是她的法律[FaLv]意见书，宣布了马州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既是为了表达对自己事业的保护神宪法[XianFa]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的感激之情，也是愤慨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无法无天”，刘易斯在八十高龄之际决定为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树碑立传，于是就有了这本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中译本将这个英文意思非常明确但很难直译的书名意译为《言论[YanLun]的边界：美国[MeiGuo]宪法[XianFa]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简史》。虽然简洁明了，但是原来标题《我们所憎恶的思想也拥有表达的自由[ZiYou]》的那种冲击力却荡然无存了。

　　刘易斯开篇就说：今日美国[MeiGuo]“乃是世上言论[YanLun]最为开放的社会”。这既是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同样也是与美国[MeiGuo]的过去比较。美国[MeiGuo]的言论[YanLun]自由[ZiYou]来源于宪法[XianFa]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那只有十四个英文单词的禁令：“国会不得制订关于以下事项的法律[FaLv]：……剥夺言论[YanLun]或出版自由[ZiYou]。”但是，宪法[XianFa]的承诺并不会自动兑现，法律[FaLv]的言辞需要实践的考验，自由[ZiYou]还要靠个体的艰苦努力。通过为修正案[XiuZhengAn]作传，刘易斯感慨道： 只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美国[MeiGuo]法院才开始保护不同政见者和出版人免受政府压制。换言之，法官们在经过长久的努力之后，才兑现了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中这十四个词的基本承诺：美国[MeiGuo]应该是一个言论[YanLun]和出版自由[ZiYou]的国家”（VIII）。

　　这一进程开始于政府对言论[YanLun]自由[ZiYou]的压制而非保护。十八世纪结束之际，美国[MeiGuo]立宪建国刚过去十年，当年一起反抗英国暴政的战友就分裂成了两派：以现任总统亚当斯、第一[DiYi]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派和以副总统杰斐逊、宪法[XianFa]之父麦迪逊为首的共和派。联邦派力主工商立国，突出联邦，反对法国大革命；共和派主张农业立国，重视州权，同情法国大革命。1798年7月，联邦派控制的国会仅用了十天时间，就速成通过了《反煽动叛乱法》。它规定下列行为构成犯罪： “出于诽谤的目的，发表任何针对联邦政府或国会或总统的虚假、丑化、恶毒的作品”，因为这些言论[YanLun]会让政府名誉扫地威望全无，“诱发善良的美国[MeiGuo]人民对政府的仇恨”（11页）。这一在今天看来明显违背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的立法，其制订的时间距离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的通过还不到十年。它与其说是出于维护国家的稳定，毋宁说保护联邦派掌权之私。

　　联邦派想用这个法律[FaLv]来打压杰斐逊共和派的舆论空间，防止它为即将到来的1800年总统大选造势。所以，该法律[FaLv]不允许批评国会和总统，惟独“遗忘”了对副总统（杰斐逊）的保护，而且，法律[FaLv]的有效期到1801年3月3日，也就是宪法[XianFa]规定的新任总统就职为止。这样，如果杰斐逊当选总统，共和派也无法利用该法来对付联邦派，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不到两年半期间，有十四人因此而被捕，全是杰斐逊派的报人，而且，起诉的时间集中在1800年大选期间，目的就是想让反对派噤若寒蝉。在几起定罪的案件中，法官要求被告承担证明自己言辞完全属实的责任。但实际上，几位被告之所以被起诉，并非事实是否真实，而是其言辞激烈的批评性观点，而观点本身无所谓真伪。有趣的是，当时有关该法律[FaLv]适当与否的争议，主要是在国会和舆论中进行的，其政治色彩远胜于法律[FaLv]色彩。因此，被定罪的被告无一人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就没有机会判定它的合宪性。不过，当时最高法院的六位大法官同时兼任低一级的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其中的三位主持过涉及该法的诉讼，均未提及该法的合宪性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法官当时的党派色彩浓厚，人们对司法独立和权威信心不足。

　　备受打压的共和派，只好利用自己控制的南方各州来反抗联邦国会的打压。杰斐逊和麦迪逊秘密商量后，分别匿名为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了谴责该法的决议案，号召各州否认这一立法的合宪性。刘易斯感慨道：两人之所以秘密行动，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本身就可能因为违反这部法律[FaLv]而被起诉——呜呼，宪法[XianFa]的主要起草人！呜呼，美国[MeiGuo]的副总统！”（17页）但他没有提到的是，这一做法开启了所谓“联邦法令废止权”（nullification）原则：州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否定联邦法令的合宪性，进而拒绝该法在本州内的执行。后来的南方奴隶种植园主发展了这一理论，最终成为他们脱离联邦的法律[FaLv]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