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霍姆斯为美国[MeiGuo]宪法[XianFa]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解释和适用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并据此对“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做了两点极为重要的修正：一、将“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向前推进一步，认为在只有这些言论[YanLun]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国家安全时，才可以干涉；二、将“清楚和现实危险”原则从一条肯定政府干预言论[YanLun]自由[ZiYou]的限制性规则转化为禁止政府干预言论[YanLun]自由[ZiYou]的否定性原则。从如果言论[YanLun]带来“清楚和现实危险”，国会便有权预防，转化为惟有（only）在威胁“迫在眉睫”时，国会才能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正是这一异议，被看作是“美国[MeiGuo]人所作的有关言论[YanLun]自由[ZiYou]的最伟大的言辞”。其思想自由[ZiYou]竞争的论说成为二十世纪所有言论[YanLun]自由[ZiYou]倡导者的共同哲学基础。即使是质疑霍姆斯观点的人，也不得不钦佩他为保卫言论[YanLun]自由[ZiYou]而战的毅力和决心。

　　如果不是霍姆斯对言论[YanLun]自由[ZiYou]有着宗教般的情感，他是不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的。当他的三位大法官同僚知道他要撰写异议的时候，特地拜访了他及其夫人，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他们希望霍姆斯多考虑一些国家安全，像一个忠诚的老兵一样，超越个人爱好，支持法院的多数意见。霍姆斯的夫人被说动了，但霍姆斯拒绝妥协。正是这一决定，“一份阐述思想和言论[YanLun]自由[ZiYou]这一信念的最感人的论述幸运地流传了下来”（34页）。

　　为什么美国[MeiGuo]如此多的记者、法律[FaLv]人和教授热衷于言论[YanLun]自由[ZiYou]？为什么他们总是对宪法[XianFa]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顶礼膜拜？这里或许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这些人是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职业利益和目标与言论[YanLun]自由[ZiYou]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这的确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言论[YanLun]自由[ZiYou]的本质是思想的自由[ZiYou]。查菲把第一[DiYi]修正案[XiuZhengAn]所保护的言论[YanLun]自由[ZiYou]分成两种利益:“其一是个人利益，人们需要表达对其生活意义至关重要的事务的意见；其二是获得真理的社会利益，以便国家的治理不仅可以采取最明智的路线而且是最明智的方式。”这里寻求真理的社会利益就是一种思想的自由[ZiYou]。只有思想的自由[ZiYou]，才能真正发掘出人类无限的潜能和创造力。言论[YanLun]自由[ZiYou]只是思想自由[ZiYou]的一种外在表现。尽管失去言论[YanLun]自由[ZiYou]，思想自由[ZiYou]可以暂时存在。但是，考虑到人类只能通过言语来思想，而且，言论[YanLun]的交流也是人类之间最有效的交流方式，那么，没有了言论[YanLun]自由[ZiYou]，思想自由[ZiYou]必然受到损害，久而久之，思想自由[ZiYou]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思想价值之外，言论[YanLun]自由[ZiYou]的政治价值在于它保障了民众批评政府的权利，特别是通过媒体这个公共论域来批评的权利。这一批评权利在今天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现代政府的权力太广泛、太强大了，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其极端形式就是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的纳粹德国式的极权主义。痛定思痛，人们日益感觉到媒体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必要。尽管出于商业和集团利益的动机，媒体有时也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报道的质量越来越“快餐化”，甚至低俗化，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国际媒体对戴安娜之死和克林顿性丑闻铺天盖地般的报道。此外，一些媒体滥用公众的信任，谋求一己之利，大搞有偿新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媒体本身的问题，并不构成政府剥夺媒体独立性的理由。美国[MeiGuo]著名自由[ZiYou]派宪法[XianFa]学者德沃金就认为，“如果说新闻界在权力、资源及影响方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它在十八世纪的情形的话，那么，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则更大，而且政府有能力掩盖政府本身的犯罪及渎职行为。”“新闻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有理由相信，一个健康而自由[ZiYou]的新闻界是对官方掩饰和虚假报道的一个聪明的限制。”

　　因此，当有人斥责媒体为“不法之徒”时，英国《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莱文曾经这样回应：“媒体根本没有义务对官方负责，倘若有一天它必须承担这种责任时，那将是自由[ZiYou]病入膏肓之时……我们应该也必须继续扮演盲流和不法之徒的角色，因为唯其如此，方能保持我们赖以生存的信念，那就是探求其他人不愿探求的知识，发出其他人不想发出的声音。”（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