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叙述道：“中国[ZhongGuo]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TaMen]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FaGuo]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FaGuo]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HuaGong]）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TaMen]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TaMen]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HuaGong]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在一个没有强大国家支撑的时代，只能任人宰割。按照合同约定，华工[HuaGong]的工钱为每天5个法郎（相当于一块多大洋），每天工作十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剩下3.5个法郎，再除去住宿费，剩下3个法郎，置装费再除去25生丁，医疗保险除去25生丁，工资缩水一半到2.5个法郎，而当年前线法国[FaGuo]士兵每日的薪金为10个法郎。即使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得不承认：“华工[HuaGong]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TaMen]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中国[ZhongGuo]人，中国[ZhongGuo]心

　　对于中国[ZhongGuo]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并不算最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以及当地人的歧视。

　　在英国管理下的华工[HuaGong]必须服从严厉甚至是很不人道的纪律。在英国人眼里，华工[HuaGong]都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发育不完全的儿童，因此他们[TaMen]往往用棍棒加马鞭来督促华工[HuaGong]干活。一位管理华工[HuaGong]的英国军官直言不讳道：“你对中国[ZhongGuo]佬越好，他们[TaMen]越不买你的帐，因而绝不能善待。”

　　为防止华工[HuaGong]逃亡，华工[HuaGong]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而且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尽管按照合同招募而来的华工[HuaGong]是不应该受英国军法约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华工[HuaGong]因为触犯了英国的权威而被军法处死或者遭受残酷的刑罚。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HuaGong]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后几年后，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

　　而在法国[FaGuo]管理下的华工[HuaGong]境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在大战结束后，许多合同期未满的华工[HuaGong]从法国[FaGuo]各地调到法国[FaGuo]北部，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管理不善，华工[HuaGong]们缺衣少食，工资被拖欠，生活十分艰苦。在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后，华工[HuaGong]们进行了罢工游行，甚至暴动，有些地方官员借机指控华工[HuaGong]盗劫民房，偷藏私卖军火，滥用武器等，甚至有传闻称，一战后在比利时小镇伊珀尔死去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被中国[ZhongGuo]劳工杀死的。

　　一些报刊也纷纷揭发华工[HuaGong]的“罪行”，如在《一个中国[ZhongGuo]人集中营》的作者就写到华工[HuaGong]“是天生的懒鬼，法国[FaGuo]女人还比他们[TaMen]干活干得多。”作者甚至用了“杀人犯”、“阴险”等字眼来描述他对华工[HuaGong]们的仇恨。《北方觉醒》这份报纸更是露骨地称华工[HuaGong]为“黄祸”。

　　这些充满种族歧视的舆论导向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在法国[FaGuo]北部地区居住的一位老先生回忆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中国[ZhongGuo]人很凶残，都是疯子和野蛮人。由于华工[HuaGong]大部分出身于农民，他们[TaMen]的身上不免沾染着各式各样的恶习，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甚至打架斗殴、赌博酗酒，这些恶习也遭到了西方人的诟病和鄙夷。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人的歧视，华工[HuaGong]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和留学生们开始在华工[HuaGong]中间传道授业，灌输华工[HuaGong]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在节假日，华工[HuaGong]们会组织运动会，搭戏台唱京剧，或者举办舞会，邀请当地外国居民参加。在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许多华工[HuaGong]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法国[FaGuo]作家曾经描述鲁昂当地的华工[HuaGong]言谈举止有如巴黎人到乡下的样子。而当中国[ZhongGuo]人受到英国军官侮辱时，一位华工[HuaGong]还击道：“当中国[ZhongGuo]人已是绅士时，英国人还是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