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里，华工[HuaGong]越来越强烈地希望能拥有一个强大国家支撑，这也激发了他们[TaMen]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1918年，远在欧洲的华工[HuaGong]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ZhongGuo]同胞寄去了捐赠钱物。在里昂的华工[HuaGong]邰魁义将全部积蓄550法郎捐出，鼓励政府兴国。巴黎和会期间，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HuaGong]和中国[ZhongGuo]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为了给驻法中国[ZhongGuo]代表团施压，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的华工[HuaGong]毕粹德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邮去一把手枪，告曰“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后来陆征祥挂冠不知去向，接任者顾维钧面对列强疾呼：“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不仅欧洲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将不得安宁，因为他们[TaMen]大都来自中国[ZhongGuo]山东。”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从欧洲到中国[ZhongGuo]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HuaGong]的合约为五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HuaGong]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等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合约结束，思乡心切的华工[HuaGong]大约有11万人选择离开欧洲，回到故土。英招华工[HuaGong]的最后一批在1920年4月回国，法招华工[HuaGong]也在1922年3月归国完毕。

　　归国华工[HuaGong]中不乏以其所学贡献于国家发展者，如在敦刻尔克钢铁厂工作的劳工在回国后曾立志为中国[ZhongGuo]实业作出贡献，但因政局动荡，最终以失望告终；华工[HuaGong]中也不乏为中国[ZhongGuo]革命事业献身者，如在法国[FaGuo]加入中共的陈彭年，回国后作为中共特科成员打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在长征中牺牲。

　　而根据留在法国[FaGuo]的华工[HuaGong]组织旅法华工[HuaGong]总会上世纪30年代的一项统计，发现有1万余华工[HuaGong]仍留在法国[FaGuo]工作生活，成为法国[FaGuo]的首批华人。留在法国[FaGuo]的华工[HuaGong]，一些人幸运地与当地女子结婚，有的留法华工[HuaGong]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朱桂生就是其中一个幸运者，一战后，他在兰斯定居，与当地法国[FaGuo]姑娘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二战发生后，他参加法国[FaGuo]军队，再次成为一个无畏的战士。而后，他一直居住在兰斯地区，直到辞世。而另一些人，他们[TaMen]每天只能做两件事：早晨搬着板凳看日出，傍晚搬着板凳看日落，在对故国家人的思念中孤独终老。

　　关于华工[HuaGong]在一战中的伤亡数字，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英法军方疏于统计，当时的中国[ZhongGuo]北洋政府则有意无意地给予夸大。据现有的不完全统计，当年华工[HuaGong]曾经奋战的法国[FaGuo]下加莱省、索姆省、塞纳滨海省、埃纳省、瓦兹省、孚日省和罗纳河口省等地，共有56处公墓的1791个墓穴葬有华工[HuaGong]。毕粹德正是他们[TaMen]中的一位，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弹的时候牺牲，留给家人的是一枚乔治五世勋章、一个用过的饭盒和勺子，还有他在一战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