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特别代表陈德徵提出一项《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内称“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处分之。”

　　按照陈的说法，从拘捕、审问、定罪、处刑到执行，均不必经过任何法治机构，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定谁是反革命。

　　胡适看到这个提案有点气不过，就在提案见报当日即3月26日，立即致函国民党司法部长王宠惠，说今日读报的专电，真是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于全世界了。

　　在此同时，胡适又将此信寄给国闻通讯社发表。结果三天后国闻通讯社复函，告以各报未见刊出，稿件被检查者扣去。不料上海《民国日报》却刊出了陈德徵批判胡适不懂得党不要充内行，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

　　恰好4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清醒地看出，这恰恰是人权破产的铁证，而且命令本身就破绽百出。

　　1929年4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批判长文。他对《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不仅仅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政府既定国策的批评。在文章中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下胡适之语可谓石破天惊。

　　胡适再接再厉在《新月》上写出《知难，行亦不易》，公然与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唱反调。梁实秋也写出《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揭示了孙中山对自由说法的自相矛盾，批评了其对自由的误读。不过，梁氏主要还是在文学上独自同鲁迅等左翼作家死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发表文章，内有“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胡适认为这句话足可代表国民的昏聩，如果中国真这么美好，那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他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刊载在《新月》，“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

　　这些文章在《新月》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振聩发聋，不胜佩服。”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王云五与张元济等朋友却不断提醒胡适注意个人安危。

　　的确，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党政府根据这些，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并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教育部长蒋梦麟是胡适的哥大同学，发出良苦用心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

　　胡适不买账地依然我行我素，将自己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人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单独出版。计收入胡适的《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以及罗隆基《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和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文。

　　在该书的序言中胡适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比喻说，好比一个佛陀山大火，鹦鹉以翅膀入水濡羽去救火。在这个苍生社稷处于火热深处的时候，胡适与《新月》同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作为一个骨头烧成灰的中国人，他们也明知自己小小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但还是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这就是读书人良知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