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3年11期 作者：冯文耀   原题为：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

　　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

　　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群众抵制过火行为

　　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

　　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