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写到美军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撤出北平、天津、青岛各地，并减少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时，蒋介石说：“中美两国六年来对日共同作战，共同受降，共同维护东亚和平，这一段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就为中共及其国际同志所在莫斯科指使下，肆意侮蔑，尽力摧毁，而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亲善无间的友谊，亦留下黯淡悲惨的一页。”

　　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是要以其与苏联“和平共存”的“亲身经历”，来警告西方国家，要坚守“反苏反共”立场。如果这些“亲身经历”是历史的真实也罢，只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顾不得历史的真实，而只能断章取义了。其结论必然是：对苏联与中共，不能“和平”，只能“战斗”。而只要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下去，国民党政权即可傍依西方阵营的大树，苟延自存，进而“反攻大陆”。他表面的用意是提醒盟友，深层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也总结了他在大陆反共斗争的失败原因，以供日后借鉴。他认为从反共组织和技术方面说，主要是反共组织不够严密而警察不够强力、宣传不够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反共意志不够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从反共政策和战略方面说，主要是对苏复交、抗战初期收编中共部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处置及停战协定的执行等。他特别强调“西方民主国家”对苏俄及中共的“认识不清”，是造成恶果的重要原因。“西方民主国家”没有看清苏联本质，为其宣传所蒙蔽，对其“侵略”只采取有限战争的战略。在军事上表现为“惟武器论”，在政治上表现为裁军谈判与裁军运动，在战斗上表现为“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抱怨美国的消极态度：“美国本土应该主动地建立起世界反共的兵工厂，而不能只是被动地准备其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

　　蒋介石进一步指出，苏联及中共目前所发动的“和平攻势”，目的是瓦解“自由国家反侵略战线”，而后以武力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决战，“达到其共产制度成为世界体系而由俄共完全统治世界的最后构想”。西方国家要对付苏联，就必须依照他的提议确定一个总目标；必须协调利用“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这些力量；必须结合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形态；必须维持并加强其军事实力。为了使西方各国了解苏联的“战略”，蒋介石在书中还特意补述了“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这些方式包括合法与非法、战与和、统一与孤立、退却、防守与还击等，以使各国在制订“反苏”政策策略时，能知己知彼，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歪曲历史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他不惜向美国谄媚，将美国在华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如称颂“中美商约”是如何平等互惠，而将中国人民反抗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爱国运动，诬蔑为中共领导的“破坏中美友好的活动”。再如当写到美军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撤出北平、天津、青岛各地，并减少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时，蒋介石不无遗憾地说：“于是，中美两国六年来对日共同作战，共同受降，共同维护东亚和平，这一段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就为中共及其国际同志所在莫斯科指使下，肆意侮蔑，尽力摧毁，而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亲善无间的友谊，亦留下黯淡悲惨的一页。”（《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

　　蒋介石向来以“爱国者”自居，当年与美国也曾因此发生过龃龉，但现实的政治需要，使他只能把近百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所加诸中国的耻辱有意删节了。

　　反共抗俄基本论》和《苏俄在中国》所构筑的“反共抗俄”思想体系，实质上是蒋介石大陆时期反共思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翻版，由于它兼具了可以推卸大陆失败责任、欺骗台湾民众、巩固统治基础与争取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支持等多种政治功能，所以成了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法宝，国民党开动了所有舆论工具大肆传播，并将其贯穿于各项政策之中。《苏俄在中国》出版后，“参谋总长”彭孟缉命令全体将士仔细研读，要求各级政工干部及部队长必须对所部战士详细阐述此书的精义。《联合报》社论说：“从历史部分观之，我民族领袖之忍辱负重，犯而不骄，败而不馁，始终欲以反共复国为己任之精神，宜可振疲起衰，玩廉懦之；从政治部分观之，此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恢宏气度，择善固执，独往独来，始终欲以救国救世为己任之精神，宜可大白天下。”《联合报》，1957年6月25日。蒋经国则吹捧该书是他父亲遭受“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的一部痛苦经验的结晶，是一部“反共十字军的经典”。但最终结果是，蒋介石企图通过此书“唤醒”西方“警觉”、激化东西方关系的目的并未达到，他所编造出的一部痛苦历史，西方也鲜有理睬者。台湾上空喧嚣入云的“反共抗俄”因无人响应，也显得孤单而与时宜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