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桥

过去，罗湖[LuoHu]桥上发生的每一个[YiGe]微小故事都会被外界解读为中国[ZhongGuo]对外政策的缩影。

很多边检站老干部仍然记得，1986年的4月1日，戒备森严、铁丝网延绵80公里的“二线”（深圳[ShenChou]特区管理线）正式启用，引发外媒种种猜疑。结果中国[ZhongGuo]政府当天就将罗湖[LuoHu]桥的关闸时间从晚8点延迟到了晚10点，以延长“一线”开放时间的举动向世界证明：深圳[ShenChou]的目标是搞活而不是封闭。

某种意义上，罗湖[LuoHu]桥是丈量这个国家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

抗战中，在交通上占据特殊地位的罗湖[LuoHu]桥数次因飞机轰炸而遭遇断桥之劫。但即使是在那般的兵荒马乱中，来往深港两地的载客火车仍然畅通无阻，车内还设有酒吧区与观景厢，内部采用抛光柚木，配以软垫座椅。每逢春节，车厢便会挤成沙丁鱼罐头，满是探亲旅客。

然而在罗湖[LuoHu]桥成为新政权的“南大门”后，过桥不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情了。

建国初期，为防止敌特的渗透，直通的客运火车停运，从内地去往香港[XiangGang]的人员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往往只有公务人员才能获得去港配额。

而港人返乡则必须填写“回乡介绍书”，且在过关时所有的行李都要被拆开分检，并逐一登记在册。当时[DangShi]边检人员上班往往带着螺丝刀，遇到可疑旅客便撬一撬鞋底帮子或箱子的隔层板，查找是否存在密写药粉。

由于通关时要人人过筛，等待时间短则几个小时，长则一天。返乡探亲的香港[XiangGang]人都偷偷称深圳[ShenChou]为“心震”。罗湖[LuoHu]桥头[QiaoTou]逐渐热闹不再，人流最少的时候，一天来往不过50人左右。

从1957年开始，受困于贫穷与政治迫害，当时[DangShi]的宝安[BaoAn]县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所有的逃港路线中，有重兵把守的罗湖[LuoHu]桥本来最难偷渡。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特别”的过桥故事流传下来：一个[YiGe]港人背着塑料的小孩过桥，尿片、奶粉一应俱全，在登记时蒙混过关，到了内地把塑料娃娃一丢，便带出一个[YiGe]真小孩；另一个[YiGe]胆大者则趁哨兵不备在半夜游过了深圳[ShenChou]河，却因把香港[XiangGang]的拨号电话当做乡下的摇筒电话使用，始终联系不上在港亲戚，最终被捕。

在那段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日，如果赶上节日返乡，许多港人会扛着笨重的行李过桥，米上头放面粉，面粉上头放红油，往往还要带上做好的带鱼、鱿鱼、红烧肉。

桥头[QiaoTou]送别时，若是穿着的衣服稍好，便会被内地亲友扒掉留下，赤膊返港。有的人连鞋子都要留在家里，光脚过桥。后来这些都被边检站明令禁止，他们便穿着家里的破衣、拖鞋回去，仍是将稍好的行头留给内地家人。

“文革”中，罗湖[LuoHu]桥头[QiaoTou]各处插满红旗，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照片和诗词。原本为旅客们摆放行李腾出的几十平方米空地，竖起了一座刻有毛主席语录的石碑。

那时，来往深港两地的旅客、探亲者、过境农民，都要在过桥的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人大字不识一个[YiGe]，便被要求回家背熟后再来。

广交会正常运转，但每逢召开，罗湖[LuoHu]桥头[QiaoTou]便会有专职的边检人员负责带着外国人朗读语录。

对于生活在罗湖[LuoHu]桥那头的人来说，通关的障碍还远不止此。飞机头、高跟鞋甚至喇叭裤都会被边检站的工作人员视为“帝国主义”的标志。香港[XiangGang]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这样描述当时[DangShi]的情景：“抓住香港[XiangGang]客，如果他的裤子比较窄，找一个[YiGe]玻璃瓶丢进去，要是不能掉下来，就可以认定不是好人。”

红卫兵小将们会赶在火车驶离罗湖[LuoHu]边境前，将毛主席画像挂满车厢，在车头贴上“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而香港[XiangGang]境内的工人则不得不每天将火车重新洗刷一遍，再于次日返回内地。如此往复，火车“一车两面”，桥头[QiaoTou]桥尾各有一番模样。

桥上也曾发生过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小事。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金发碧眼的斯廷霍文第一个[YiGe]走上罗湖[LuoHu]桥，接着，一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用了18分钟全部走上罗湖[LuoHu]桥。桥的北端，迎接他们的是一副写有“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红色标语。

4天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面对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对于中美关系的提问，周恩来说：“现在，门打开了。”加重语气，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门打开了！”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第二年的罗湖[LuoHu]桥上，便出现了几位特别的过桥者。

一个[YiGe]叫刘天的港商坐着2元钱一次的载客自行车过了桥，在一片黄泥地中找到了深圳[ShenChou]市的临时办事处。因为没有找到宾馆，当晚刘天睡在了一间办公室的长桌子上。而在白天，他刚刚谈成了建立深圳[ShenChou]第一家合资酒店的大生意。

百事可乐在香港[XiangGang]的业务代表李文富给深圳[ShenChou]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DangShi]香港[XiangGang]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LuoHu]桥来谈判。凭此业绩，他成为这家公司当年从全世界14个销售区15000多名候选人中评选出的两位杰出员工之一，公司总裁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XiangGang]为他颁奖。后来，李文富被称为用单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LuoHu]桥的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罗湖[LuoHu]口岸出现了一个[YiGe]“走学童”群体。他们清晨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XiangGang]校服到香港[XiangGang]上学，下午5点再准时返回深圳[ShenChou]的家。20年间，这个群体的数量从500多人变成了5000多人。

去年年底，罗湖[LuoHu]桥上有了另一个[YiGe]新鲜的群体。他们同样早早便过桥赴港，通常拎回大大的购物口袋，塞满的却不是以往赴港游客热衷的奢侈品和化妆品，而是1.1港元一包的天然海盐、30港元一大瓶的家庭装飘柔洗发水，甚至28港元36包装的得宝纸巾。当然，通常还会有一桶大大的有机酱油。人们为这些誓与内地飞涨的物价对抗到底的深圳[ShenChou]市民们起了一个[YiGe]有趣的名字——赴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