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报人杨新正讲述《抗战日报》的故事

《抗战日报》样报

　　简介

　　《抗战日报》1938年1月28日由田汉创刊于长沙，宗旨是宣传我党政策，介绍我军战绩，推动抗日救亡，为四开版，每日一张。第一版登重要的文章和抗战的要闻，第二、三版刊登抗战的宣传文章，第四版登国际新闻，还辟有《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儿童》等专栏。1938年7月，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而停刊，同年12月在湘西沅陵复刊，蒋寿世任社长，廖沫沙、周立波先后任总编。1939年6月16日又被迫停刊。

　　“说起湖南长沙的共产党新闻事业，不能不谈《抗战日报》。”5月21日，在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七旬老报人杨新正为我们讲述了《抗战日报》扛起救亡大旗的故事。

　　《抗战日报》

　　诞生于“一·二八”纪念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即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抗战爆发后，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田汉先生积极投身抗战戏剧运动。为适应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田汉在通过戏剧宣传抗日的同时，于1938年1月28日在长沙创办了《抗战日报》，由他任主编，起初的工作人员还有廖沫沙和王鲁彦等人。

　　田汉选择1月28日为《抗战日报》正式创刊日，是因为这一天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的纪念日，当时报馆地址设在长沙皇仓坪的一个电影院楼上。《抗战日报》是宣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报纸，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我军战绩，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

　　全民抗战

　　社会各界向报纸伸援手

　　报纸创办后，徐特立、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为《抗战日报》写过不少稿子。徐特立先生当时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代表，很受人敬仰。他为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抗日的一切力量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第一次在长沙银宫电影院（后名新华电影院）讲演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群众闻讯而至者达三四千人，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抗战日报》对这些事件都作了报道。

　　报纸出版分发到社会各阶层后，很受群众欢迎，销量很大，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外来稿源源不断。整个报纸除国内外要闻以外，每天容纳1.7万字的文章基本上是外来稿，故而每天组织人写稿和处理外来稿的任务很繁重。尤其是田汉先生到武汉参加郭沫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以后（从这时起，田汉只在《抗战日报》挂名，实际主编为廖沫沙），编辑部的人手就更少了。有一段时间主持四个版的编辑工作只有罗全平和廖沫沙两人。但《抗战日报》工作人员仍然做好了本职工作，为来访者答复各种问题，在报上畅谈全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报纸也为革命青年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在报馆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报纸得到了外界的大力支持。据廖沫沙同志回忆，当时有跑外勤采访的南开大学学生黄仁宇，做内勤写稿的朝鲜同志安炳武。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热心抗战的青年、少年和妇女主动来报馆帮忙。为此，当时的报纸特别开辟了几个专栏：“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儿童”等。其中“抗战妇女”专栏，由明德中学的学生亦即田汉先生的长子田海南主持。

　　战火连天

　　《抗战日报》首度停刊

　　由于社会各阶层都来参与办报，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极力主张全民抗日，报纸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抗战以后当时湖南报纸中的突起异军。由于国民党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不要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幻想依赖美、英援助，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蒋介石虽然宣称对日作战，但实际上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对共产党介入的《抗战日报》十分恼怒，想尽办法进行刁难，但又迫于全国统一抗日的形势无可奈何。

　　1938年7月，国内时局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一溃千里，在1937年至1938年的短短15个月里，便丧失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一些要地。长沙城也成为敌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时不时地遭到敌军飞机的轰炸，国民党此时也准备火烧长沙城弃城而跑。报馆工作人员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抗战日报》停刊。

　　《抗战日报》停刊后，日军入侵武汉，攻占武汉城，武汉失守。此时长沙城的国民党守军急得慌乱无章，在日军还未进兵长沙时，他们于1938年11月12日就一把火把长沙城给烧掉了。

　　战火烧不熄办报人的斗志

　　战火并不能泯灭《抗战日报》报人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斗志，报社工作人员带着印刷机和铅字沿洞庭湖，溯沅江而上，来到了怀化境内的沅陵（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驻地）。沅陵山清水秀，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不仅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等条件好，而且群众革命热情高，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曾一度风起云涌。《抗战日报》转迁沅陵后，于1938年12月底复刊，复刊地址在总爷巷里面一户姓周的房东家里，印刷地址在一个小山坡（马坊界5号）一座旧庙里。共产党组织从经费、人力上对《抗战日报》投入大量支持。此时由蒋寿世任社长，廖沫沙任主编。后来党组织又派周立波主持地下党沅陵的宣传工作和协助《抗战日报》主编工作，同时也派欧阳山、草民等同志参加《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

　　周恩来同志还派从武汉撤到湖南来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沈绥南等四人随《抗战日报》到沅陵帮助印刷和发行。廖沫沙还邀集了王文秋、彭少麟、林岳松等几个同学先后赶到沅陵办报。《抗战日报》复刊出版后影响很大，其时因南方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0月21日遭到迫害而停刊，工作人员脱险至桂林后积极筹备，直至1939年1月10日才在桂林复刊，所以在《救亡日报》停刊的时间里，期间的《抗战日报》在南方几个省的影响范围也颇广。后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抗战日报》与南方的《救亡日报》在宣传抗日思想方面形成遥相呼应之势，社会民众抗战热情更为高涨。

　　沅陵上至绅士，下至农民面对形势的变化，都不安于现实生活，纷纷议论对付敌人、保卫家乡的对策。共产党组织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抗战日报》这一宣传阵地，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把抗日救亡活动推向了高潮。

　　反动派镇压

　　报纸再度停刊

　　《抗战日报》沅陵复刊虽然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但因当时时局复杂，经费和物资都很困难；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战日报》刁难由来已久，所以在沅陵复刊的《抗战日报》，同样甚至更为剧烈地遭到国民党政治上的压力。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极力强化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据当时继任主编的廖沫沙同志回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日报》复刊上进行百般阻挠，沅陵城区的发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阻挠，尽管《抗战日报》已呈请中华邮政登记，但沅陵城以外的邮寄还是全部被封锁，报纸外出只有通过地下党活动秘密外传。报馆曾通过党组织好不容易弄到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这一重要文献，《抗战日报》就全文转发，这是当时湖南境内最早且唯一公开发表此文的报纸。可是这天的报纸出来后，除报馆工作人员直接分发出去的份数以外，其余没有一份外投出去，报馆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廖沫沙同志因此还被国民党省党部传去谈话说明情况。

　　此时，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呼声仍然强烈，国民党还不敢完全下决心破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直接迫害《抗战日报》。但到了1939年3至5月间，国民党看到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战日报》聚集民众的力量越来越大，变得胆颤心惊，便加紧了对《抗战日报》施加压力，办报的难度越来越大，出报的困难越来越多，压得报纸无法正常运转。

　　此时，廖沫沙已离开报馆去了长沙，周立波执行主编《抗战日报》。不久，周立波也离开报馆去了桂林《救亡日报》社。随后，廖沫沙也去了桂林参加已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抗战日报》的其他工作人员也被迫相继离开报馆。直到1939年6月16日《抗战日报》又一次被迫停刊，后再也没有出刊。

　　《抗战日报》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它始终保持田汉当初创刊的宗旨，它在引导国人内联外御，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建立全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党抗战史上一块永恒的丰碑。（记者张浩淼 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