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上有过三次改革：1920年代列宁以新经济政策著称的改革，19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199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列宁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改革，也是苏联历史上取得成效最好的改革，但不幸在1929年被斯大林中断，个中教训值得记取。

列宁以辞职迫使改革行进

大体说来，历史上的所有改革都是形势逼迫的结果——太平盛世之下，统治者是不会冒风险去改革变法的。

列宁的改革也是被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国内战争，搞得俄国疲惫不堪，经济破产。更为严重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粮食征收制，几乎收走了农民所有的粮食，这就引发广大农民的反抗。在内战后期，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城市工人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大量工人逃离城市，工厂机器老化、磨损，开工率严重不足。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本来就少，现在就更少了，即使留在城市的工人，有许多也“丧失了阶级性”。1921年春，革命的堡垒喀琅施塔得水兵举行暴动，直接威胁到布尔什维克政权。正是这时候，列宁承认全国处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改革，停止军事共产主义，废除不得人心的粮食征收制。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事先规定农民应交纳的税额，完税后剩余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这是对广大农民的让步，被叫做“农民的布列斯特”，是为新经济政策的开端。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农民有了余粮，就要进行交换，于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恢复□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列宁的一次改革尝试了曾经被严格禁绝的市场交易，恢复了货币、交换、价值、市场机制的运用，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许多概念，把市场引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在被迫的改革中，有人自觉理性地接受，有人被迫被动地接受。这样，对待改革的态度就不一样。列宁多次说改行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知情人披露，事情并非如此。时任《工商报》副主编的瓦连廷诺夫在回忆录中有一段相当生动的记述：

在一次会议上，列宁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你们对我表示不信任，虽然现在连傻瓜都懂得我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你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又对我表示不信任。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会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成为在《真理报》和其他苏维埃出版物上写作的普通政论家。”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喊道，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许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例如坚决反对列宁的布哈林，在24分钟内由反对者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狂热捍卫者。

由此可见，当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虽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党内高层许多人对此缺乏理性的认识，他们之所以赞同只是因为：一、形势所迫，二、列宁威望的压力。这两个因素在短期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从长期看是远远不够的，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坚定的改革队伍。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1920年代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包括列宁在内，当时并没有从政治体制的角度考虑改革问题。由于在经济上向长期被看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农民作了让步，作为补偿，在政治上反而朝加强专政的方向发展。

在党内，俄共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组织的决定，结果党内只能有一种声音。在国内，禁止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并举行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

1921年6月，“契卡”拟定了关于在年下半年和1922年上半年消灭白卫组织的工作计划，准备肃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残余，同黑帮神职人员作斗争，等等。6月4日，计划报到列宁处。列宁虽然压下没有批准，但此后基本上照此行事。在此期间，出台了三项措施：

一、打击宗教势力。俄国有80%以上的居民信奉东正教，东正教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十月革命后成立了各种无神论组织，反对宗教。1921～1922年苏俄发生严重饥荒，这是天灾人祸交互作用造成的。和后来保密的做法不同，国际社会都知道苏俄发生饥荒，美国救济署伸出援手，国内以高尔基为首的一些社会名流组织了赈灾委员会，号召国内外捐款，东正教也成立赈灾委员会，打算献出非祭祀所需的珍宝。但布尔什维克党畏惧社会各种势力影响的扩大，不仅查禁了此类民间救灾组织，并且逮捕了为首者，连高尔基也被迫出国。对东正教会，则以制造事端为名予以打击，一方面直接没收教会的珍宝，充实国库，同时逮捕和镇压教会首领，禁止宗教图书的出版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