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红色冒险家倒下，一个风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诞生了。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艺术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这个经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他也成了影响历史与潮流的代名词，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种煽情方式演绎，曲折传奇中又充满矛盾。今年在他40年祭日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不断上演重复的纪念。现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无暇探究其真实性，纪念逐渐成为一个被抽空的膜拜。

　　这个被《时代》周刊称为“最迷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险”的一面却被他光环所遮蔽。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谈及他的作战经验时说，“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世人就见识到了这位自由战士的狂热。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里，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惨烈。几个月后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时，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

　　这些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说狠话，他可是一个敢想敢为的十足流浪冒险家，连他老搭档卡斯特罗都这么说，“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他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那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在这种嗜血的心态下，可以理解他为何革命胜利后也大开杀戒，以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革命”。有时杀人并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爱好，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1959年年初，一位罗马尼亚记者拜见格瓦拉，正好听见格瓦拉向执刑队下达命令，一些人抽搐着倒下。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这位受刺激的记者写下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实这次大屠杀基本跟复仇和正义都不搭边，唯一理由是为了防止复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时，命令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时代》这样评价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格瓦拉人格无疑是让人崇敬的，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和刚愎自用，注定使这位身患哮喘仍坚持游击的铁汉要走向悲剧。其实，格瓦拉真正意义在于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辉和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而不是在革命热情名义制造恐怖地狱。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