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年前的7月25日，刚刚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发布《对华宣言》，承诺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领土以及庚子赔款，这让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欢欣鼓舞。然而，在苏联自身的危机解除后，中国人发现，那头贪婪的北极熊并未改变本性。

　　一个远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自成一体，安然富足；另一个横亘于西欧与亚洲蛮族之间，坚韧而烂漫。这便是中国和俄罗斯，除了共同的集体主义哲学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的趋同，似乎找不出更多的共同点来将两族归于同类。然而这唯一的一点相同之处，就足够两个民族走到一起，并演绎出一出时分时和的悲喜剧。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中俄两国同时迎来命运的巨变。孔子的后人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羁绊开始痛苦求索，彼得大帝的传人坚定的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设想出的道路。原本安然富足的中国人此前已饱受俄国人的欺凌，而选择了新式道路的俄国人却向东方抛来橄榄枝——我愿归还昔日抢走的领土，我愿放弃赔款，我愿放弃特权，我愿……我愿……

　　这是梦幻？是骗局？还是一个把话说得太过，另一个却太过当真？

　　是否当真不要紧，只是国与国之间千万不能天真。

　　“红色维基解密”

　　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过程相当于一种信息控制，亦即对权力的攫取。“维基解密”首脑阿桑奇被认为用部分“重量级”秘密文件来自保，各国解密档案也都遵循着不破坏当下政治秩序的原则来进行，斯大林死后其生前隐秘即遭曝光的先例更显示出权力与信息控制的紧密相关。

　　所以，当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他们几乎将完全的信息控制权掌握在了手中的时候，打一场信息战便是势所必然。虽在彼得格勒取得成功，但俄国全境尚为未定之地，其他帝国正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在英国担任军需大臣的丘吉尔更是扬言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新政权必须使出全力自保。此一背景下，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带着一位年仅24岁的水兵马尔金径直冲向了旧俄外交部大楼。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那里保存着沙皇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肮脏且不可告人。托洛茨基留下一句话：“我的工作很简单：公布一切秘密条约，然后关了那个小地方！”

　　这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用一个颇具蔑视意味的词语指代沙皇俄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正因此，他将年轻的马尔金带在身边，不仅因为他有足够的学识和政治觉悟，更因为他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他必须在几周的时间内将帝俄外交部中保存的档案材料统统整理出来，择重要部分结集公布。这一极端耗费体力与脑力的工作被列宁看做是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树立形象进而争取盟友的重要步骤。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圆柱大厅，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法令》，“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亮点，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样，旧俄秘密条约的整理与公布就成为重要的后续手段，摆在马尔金面前的任务相当沉重。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马尔金带着一众水兵与赤卫队员没日没夜的在旧俄外交部内阅读、研究、归类。一位赤卫队员后来称，马尔金几乎一直没动地方，吃住在档案室的一个角落里。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他们还专门送来了一个防火的柜子，专门用来保存整理好的文件。

　　两位领袖心里十分清楚，新政权没有大量任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人员，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前更是与旧俄政权无涉，所以揭露的力度完全不必有所保留。

　　1917年12月，100多份秘密档案整理完毕，《真理报》和《消息报》将全部文件公诸于众，国际媒体疯狂转载。1892年法俄军事秘密协定、1905年俄德军事条约、1907年英俄瓜分伊朗、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秘密协定统统大白于天下。诸如英法俄商定瓜分奥斯曼土耳其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让阿拉伯人单独建国的协议内容给伦敦造成了不小的国际压力。讨伐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袭来，列强应接不暇，布尔什维克人的信息战初战告捷。列宁为新生的政权营造了一个崭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