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妻子与罗斯福夫人的特殊关系，海明威夫妇来到战时中国，他们到过华南前线第七战区，还分别见到蒋氏夫妇和周恩来。虽然他以此写几篇小说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他所完成的六篇战地报道，已经敏锐地对战争走向和中国的未来做出了精彩的预判。

　　山城重庆迷宫般的街巷里，他们甩掉跟踪的密探，抵达了事先约好碰头的菜市场。无论如何掩饰，魁梧健硕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浅金色头发的玛莎·葛尔虹这一对儿都足够引人注目了。在这个喧嚣的市井之地，等着他们的是金发碧眼的德国姑娘王安娜，身穿旗袍，头戴一顶男士毡帽。

　　王安娜带他们穿过曲折的小巷，匆忙钻进一辆人力车，放下帘子，一路飞跑。二者的牵线人是荷兰导演乔里斯·伊文思——在1938至1939年，伊文思曾经来中国拍摄纪录片——这让玛莎·葛尔虹一度误以为王安娜也来自荷兰。

　　他们要去见的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见，避开了国民党政府微妙的阻挠。对这样的冒险，海明威乐意奉陪。

　　华南前线 和中国士兵议战事

　　海明威和葛尔虹的中国之行是蜜月旅行的一部分，是葛尔虹的主意，由她一手安排。玛莎·葛尔虹是战地记者和作家，为《柯立尔》周刊写稿，与罗斯福政府关系密切。她的母亲与罗斯福夫人是大学校友兼闺密。此时，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正大受好评，他也不肯闲着，应《午报》（不刊登商业广告的小报，创办之后不久停刊，但它对欧亚战事的报道严肃认真）主编英格索尔的约请写报道，同时，也想收集新小说的创作素材。

　　1941年2月，他们经旧金山、夏威夷飞抵香港。海明威与操着洋泾浜英语的贩夫走卒聊天，放鞭炮，不亦乐乎。宋霭龄特意乘机抵达香港会见。海明威的叔叔威洛比·海明威曾是一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医生，在山西八年；而孔祥熙曾患病受治、受教于基督教公理会小学，留美时与威洛比有往来，于公于私，适宜接待。

　　3月25日，海明威在香港已经待了一个月，他与只身飞完“缅甸之路”从腊戍归来的葛尔虹再次会合，一同飞抵香港以北200英里的广东南阳。政治部的翻译马先生和联络副官何先生负责接待，乘一辆老式雪佛兰在傍晚时分抵达韶关市。

　　旅店房间里只有两块木板当床，一个痰盂，一个脸盆，走廊尽头是个地板上挖了洞的厕所。葛尔虹在《我和他的旅行》里写道，“为了保持干净，我只好不吃不拉。”海明威还跟她开玩笑说，“是谁要到中国来的呀？”海明威少见的耐心和适应性得以让旅途继续进行。

　　三天后，他们启程前往华南前线第七战区。羊肠小道穿插于乡村之间，滂沱大雨和泥泞的道路，村庄的衰败和贫穷触目惊心。深入广袤中国乡村内陆，对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都非易事，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信仰坚定的传教士，还有埃德加·斯诺、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这些战地记者——他们对中共的深入报道极其精彩，但还没有任何一位外国战地记者对国民党的正规军有过可堪媲美的深入报道。

　　他们乘坐一辆破败的小汽船沿河道而行，狂风冷雨打湿了厚外套，24小时之后，他们上岸，骑马继续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颠簸，落汤鸡一般抵达了前线。虽然没赶上任何战役，却是一次异常艰苦的旅行。海明威每天给士兵们发表演说，他们一起研究军事地图和观看政治文娱节目。海明威酒量不错，他发现一种蛇酒和杜鹃鸟的药酒，据说还能治脱发。酒精能助他暂时忘记臭虫滋生的床板和蚊蝇飞舞的环境。战区的士兵们通常赤脚，面黄肌瘦（将军们除外），每月的津贴只是象征性的，只相当于2.8美元，仅够吃饭。他们没有看见一所野战医院，连急救站也没有。在返回途中，他们花43个小时乘坐舢板，接着又花25个小时的坐闷热的火车，这才抵达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