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