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2月，在巴黎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公寓里，相貌庄严的医学博士梅斯梅尔安置好他的第一个橡木桶。在维也纳，他的新方法遭到医学部的反对，梅博士希望巴黎能够接纳他，因为在十八世纪，巴黎是“奇观神迹的云集之地”。巴黎人乐于传播奇迹，在尚未亲眼看到之前就贡献热忱，一旦目睹，则立即成为信徒。

　　医治设备的主体是橡木桶。桶里是装满铁屑和催眠液的瓶子，瓶子像轮轴那样依次排放。病人围橡木桶坐一圈，把铁棒放在生病的身体部位上——铁棒能够传输桶内磁液（一种更像是比喻的医学专用名词）的治愈力量。病人沿着绳子围坐成圆圈是有道理的，因为绳子本身可以传导磁力，再加上病人手指勾连，半导体就变成全导体。

　　室内铺陈厚厚的地毯，墙壁装饰天文星相图案，房间隔音极好，光线通过巧妙安排的镜子来回折射，落在病人身上，促使他不断感受到“磁液”在体内流动。还有音乐，管乐器、羽管键琴、还有玻璃碗琴。轻柔的音乐亦可增强磁液的渗透能力。

　　有些病人很快崩溃，倒在地上抽搐，助手就会把他送入危象室。博士穿着紫色塔夫绸长袍，用威严的手、眼神和磁力棒将“磁液”输入病人体内。几百名法国病人详细描述过这神奇的体验，充斥着“灵魂”、“领悟”这类字眼，但实际上没人能说得清楚究竟是何遭遇。

　　梅博士开启一段历时将近十年之久的“催眠术运动”时尚，其极盛期大约在1779年到1785年之间。当其时，巴黎的男女老少对催眠术大师趋之如鹜，与催眠术活动有关的报道、辩论、小调、打油诗、漫画在报刊上占据最多篇幅，各种宣传手册在人群里传播，人们狂热地追随催眠术倡导者。反对者在剧场和报纸上讽刺挖苦，连警察厅都派出人员对这种活动深入调查，可催眠术运动有法国王后做奥援，继续发扬光大。

　　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书内对此历史风尚做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写作这样一本书的目的，达恩顿在书内是这样说的：“对催眠术的巨大兴趣，为我们理解大革命前夕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心态提供一些线索。”

　　人们日益发现，历史其实是由无数人的心理和行为造就的。当代历史学家野心勃勃，他们想要穿过历史，窥测古代人的生活，甚至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大批研究著作问世，告诉读者生活在另一个业已消失的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听到什么、他们喜欢阅读怎样的书籍、热衷于讨论哪些问题，甚至是他们在想些什么。

　　这些著作广泛挖掘素材。法官或是警察厅暗探的报告，书贩的日记账本，粗俗的市井文学（故事、段子、歌谣），各种图像学证据（从昂贵的高级油画到低劣的街头印刷漫画）。历史学因而变得更加生动而充满想象空间。

　　但研究心态史的历史学叙事很容易掉入另一个陷阱。达恩顿在他的另一本文集《拉莫莱特之吻》中曾这样半似赞扬半带暗讽地提到寇布的历史写作——理查德·寇布是牛津的历史学教授，他在法国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卷宗里挖掘人性众生相，将视野投向罪犯、妓女和疯子这类偏离人性常规的城市生活群体，写出一系列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心态史著作。达恩顿说：“凭着选择性地使用这些人物故事，他的历史就像印象主义绘画一样五彩斑斓。”

　　当历史学家选择性地使用素材，往往会导致印象派式的结论。当代历史写作得以从广阔的素材范围内寻找史实证据：考古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文学典籍和民间口述作品、图像学……学者们抓住些微踪迹构建理论。方法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在罗伯特·达恩顿看来，贸然得出的结论往往有点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