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享誉世界的照片其实是摆拍，正因为三名红军士兵手上戴着的“赃物”而穿帮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都是最高的武力手段。军队之所以需要军纪，首先是要保证战斗力，其次是要约束破坏力。“二战”后期的苏军在战斗力和破坏力都达到了高峰，以至于德国民众无不谈“俄”色变。

　　中国人对苏军士兵的感觉也曾经是很复杂的。在中苏友好期间，一系列的苏联“二战”故事片向我们展现了苏军战士的良好形象：勇敢、刚强、善战、纯朴、正义。而在“二战”的现实中，中国人也看到了强大的苏军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垮百万日本关东军的。

　　但是，正视历史的人也无法回避苏军士兵的另一种表现：酗酒闹事、抢劫平民、强奸妇女。1945年9月，第一批出关进驻东北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后，首先遇到的任务就是处理平民大量投诉的苏军抢劫事件，以至于我军必须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严肃纪律”的要求。同年12月，刚刚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的卢东生在遭遇苏军士兵的抢劫时竟然被对方开枪打死。巴顿将军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苏军：“具有严格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

　　苏军的战场纪律是极为严格的。在两军交战时，军方对违令撤退者一律用机枪直接扫射。但是在作战行动之外，苏军的军纪却是时紧时松。对于一支整体文化素养较差的军队，纪律约束的稍许松弛极易导致大面积的恣意胡为，当这支军队面对敌对国平民的时侯尤其如此。因持不同政见而一度被苏联劳改和流放过的索尔仁尼琴在“二战”时曾任苏军大尉炮兵连长。敢讲真话的习惯让他成了一名罕见的敢于“诋毁苏军荣誉”的异类老兵。他在回忆战争经历时这样描述过他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时的情景：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德国妇女的内衣套在自己身上，热闹的就像是混乱的集市。有人因为在外衣的外面套了太多的内裤而难以移动。坦克兵们把战利品装满坦克内舱，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穿过狭窄的炮塔坐到里面去。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科佩列夫也曾参加过苏、德战争。让科佩列夫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部队里居然会允许士兵每月往家里寄回一个5公斤重的邮包，这简直就是一道暗示士兵可以占领区里抢劫平民的特许通知。科佩列夫相信，正是这样的规定直接地刺激了士兵们的劫掠行为。

　　尤为可笑的是，一般军官们的待遇加倍优惠，每人每月可以往家里邮寄两次这样的邮包，而将军们的邮寄次数则不受限制。科佩列夫就曾十分无奈地为他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的上司往家里邮寄了一副精制版画，那副价值不菲的艺术作品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著名版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之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了苏军摧残德国平民的行为：文化和道德水准低下的兵痞行径，对德军在苏联犯下罪行的复仇心理，军队指挥员对士兵越轨违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纵容。其中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没有高层的纵容，这支处于严厉管控之下的军队根本就不可能在进入敌国后混乱到这种程度。在柏林休战时还是个孩子的退休老人拉赫曼告诉我，俄国人真正开始变得规矩起来是在停战三个月以后。历史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德国军队全面放下武器的时间是1945年5月8日，此后在苏军各部队中偶尔有约束士兵放纵行为的指令下达，但真正全面而有效的整肃军纪却是始于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在8月3日下达的整肃军规命令。这道命令指出：“这些行为（注：意指抢掠、人身暴力和“可耻事件”）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形象受损，特别是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由此可见，捍卫荣誉和防止反抗是朱可夫元帅下决心治理军纪的两大原因。但是这两点在此前就不重要吗？难道苏军高层在此前并不了解士兵们都对德国平民做了些什么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之所以苏军会在大范围内发生肆无忌惮的胡为，高层的一度默许是惟一解释。纵兵三日，以飨将士，这种胜利之师的做法在人类战争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苏军的放纵行为长了一些。

　　在采访柏林的洛特老人时，我认真地参观过他家的小独楼，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有一个班的苏军士兵在这座小楼里住过。小楼有3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厅加书房，三楼是卧室。当年，那一群俄国人就住在二楼，洛特一家人住在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