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德国的哈达玛精神病医院里，精神病医生与护士举行了一项庆祝仪式，庆祝一名精神病人的死亡与火葬，这名精神病人先在毒气室被毒死，然后被火葬。之所以要举行仪式庆祝，是因为这是第一万名被处死的精神病人。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哈达玛精神病医院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俗称纳粹）设置的六个处置精神病人的机构之一。二战结束后，人们从其中位于哈斯恩的机构中发现了几份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共有70273位精神病人被处死。这七万多精神病人被视为“不值得存活的生命”，因为他们有脑伤、精神有障碍、发育迟缓且不可治愈，只剩下人类的皮囊，精神上已经死亡，不仅不能从事生产与创造，而且还造成健康人的负担。纳粹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存活，处死他们不是杀戮，而是有益的行为。于是，这几份文件还天真地计算了所谓精神病患安乐死计划所节省下的物质：共节省了4781339.72公斤的面包、柑橘酱239037.02公斤、人造奶油174719.23公斤、糖185952.86公斤、面粉156952.86公斤与马铃薯19754325.27公斤等等。

　　在当时，不仅是德国，差不多整个欧美都将精神病人视为可怕的人，只不过是只有纳粹德国把这种歧视化作了具体行动。而造成这一社会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正是生物精神病学提出的“退化”理论。

　　在19世纪，精神病学开始与现代生物学结合，由此诞生了生物模式的精神病学。在几番粗糙的研究之后，这些专注于人的神经系统的精神病学家便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他们声称精神疾病具有严重而直接的生物和遗传成分，而且当这些疾病从一代传给另一代时，他们会恶化，并引发家族“退化”。

　　1857年，法国精神病学家莫雷尔成了“退化”理论的最大贩卖者，并将它引到了灾难性的道路上。他说：“这种退化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会陷入一种持续的退化。他不仅无法在人类社会中成为传递进步之链的一个部分，而且他还通过与人口中健康人群的接触而成为这种进步的绊脚石”。莫雷尔还严肃地教育人们，这些邪恶的特性能够进入人的精液中，经由遗传而传播，并在每一代中恶化。他告诫人们，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根治这些邪恶，这些退化者应该被隔离。

　　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莫雷尔都有出色而坚定的支持者。他的粉丝们都坚信“退化”不止是个体的疾病，还是一种社会威胁，有必要采取有效而严厉的措施来防范人类的退化。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退化”理论从精神病学的学术圈走向十字街头，成为了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的新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陷入了屈辱与愤怒的情绪之中。一些德国人对德国的“退化”极为担忧，他们对同性恋、犹太人、精神病人和残疾人感到恐惧，指责这些生物“退化”者是德国强大的威胁。

　　1933年，德国通过了《遗传疾病防制法》与《危险常业罪犯防制与改良法》，前者容许对精神分裂症、躁郁症、智障与酒瘾病患执行强制人工结扎，后者则容许对性犯罪的累犯施行去势。德国精神医学界对这两个法案表现尤为积极，不但参与了起草，还不断撰文进行说明和鼓吹。到1939年，德国有近40万“退化”者被纳粹政权阉割。从1939年开始，防止种族“退化”的措施开始升级，纳粹政权大规模地搜捕和收容精神病患、残障者酒瘾病患、同性恋者、犹太人、罪犯、战犯等各种“劣等人类”，分别制定对他们实施安乐死的计划。接着，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被关进毒气室屠杀，然后在焚化炉中销毁。

　　在纳粹大屠杀中，精神科医师是这场大屠杀计划的关键角色，他们与纳粹政府站在同一条阴沟里，对这场大悲剧负有沉重的责任。这个时候的精神病学界几乎不考虑精神病中的文化与社会因素，天真地把精神障碍的全部原因归为生物与遗传，对可能发生的政治迫害丝毫没有任何警惕，这也是导致第一次生物精神病学失败的重要原因。（黄凯平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