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影响新药试药结果"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表示，从专门从事试药的人群角度来说，试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若短时期内参加多种药物的试验，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反应，尤其对于风险较大的新药研究，对身体产生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可以说，职业的试药人是在用健康损害的风险来换取金钱。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应该存在如此谋生的手段。这与那些卖器官的人，本质上如出一辙。”

　　而职业药人的出现，同样会对处在试验阶段的药品产生影响。“药人”为了得到试药补助金，会在较短时间内试验多种药品，他们也会对医院或是药厂隐瞒自己曾短时间多次试药的经历，“这种情况下，新药的试验结果就会产生偏差，无法达到预期的对于副作用等的试验结果，从而对于药品在临床应用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丛亚丽说。

　　“中介吃完医院吃试药人”

　　李成在QQ中加入了7个群，“北京临床试验试药群”、“北京药物临床试验群”……每隔几天，群主就会发试药信息。“群主一般都是小中介，他们还不是头儿，是将头儿的消息发到网上，再组织大家去体检。”

　　网名休罗的群主告诉记者，他们是中介，但是属于低级别的中介。高级中介会花钱在一些医院拿到试药代理权，再将试药的信息告诉他们，由他们组织“药人”去体检。少部分的中介是以公司的名义注册，多数是个人行为。“高级的中介与医院和研究药品的人很熟悉，他们得到资源后，再找到我们发布消息找人。”

　　休罗的话在一位药企负责人那里得到了印证。这名负责人表示，每当有新药品要做临床试验时，他们都会找一些专门做试药的公司或是个人来具体操作，然后再由药企支付一定的费用。

　　休罗既是职员，也是一名“药人”。他只在报酬很高的时候才去试验一把，“有一次报酬是8000块钱，但是要求很严格，我没有通过，太可惜了。”休罗虽然没当上“药人”，还是会得到另外一笔收入。凡是通过体检的“试药人”每次试药报酬的20%至30%，都得交给他。“这些钱有一半得交给高级别的中介，他们每给医院成功推荐一个人，也会从医院拿几十块钱，所以高级别的中介可以吃两头。但如果我体检过了，就不用给他们交中介费了。”

　　丛亚丽说，对于试验方来说，如果明知道参与试验的是职业“药人”群体，甚至主动找一些中间人去间接招募这样的人群，实际上是把职业试药人作为他们利用的工具，“参与了对试药人群体的剥削。而这些职业试药人在某种程度上连小白鼠都不如。”

　　“想挣钱，也怕留后遗症”

　　“群主，有大活吗？”QQ群跳出了这样的信息，李成也经常在群里发这样的问题，不过他也很矛盾，“大活虽然挣得多，但是副作用非常大。我还没娶媳妇呢，想挣钱，也害怕留下后遗症。”李成不愿让别人知道他“药人”的身份，只是想挣点钱再回老家。

　　我国已经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三条规定：“申办者应对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保险，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的受试者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在丛亚丽看来，由于诸多原因，该规范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有的没有补偿，有的不为受试者办理保险。

　　“目前对于职业试药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法规和政策的监管和保护，我国只有较大规模的医学院校、研究机构和三甲医院，才设置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丛亚丽说，按照规定，临床试验开始之前，研究组须提前向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包括研究方法、目的、受试者人数等。试验的每一步都必须进行详细计划，包括药品的构成、试验中药品剂量的变化等。只有伦理委员会同意研究方案之后，临床试验才可以正式进行。

　　目前，伦理委员会承担受试者保护工作的重任。“但是，伦理委员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些伦理委员会虽然会对提交的书面内容进行审查，也会询问试验人群的来源等，但可以想象，对于此类人群的入组，难以通过此委员会来禁止。只有较少的伦理委员能够坚持持续审查一年时间，受试者和研究组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试药人的主要保护途径，但有时也无法起到保护受试者的作用。对研究过程的控制依然‘无力’。”

　　丛亚丽一直在呼吁，伦理委员会不仅需要强化对受试者的保护，更应该通过提高研究者群体的意识，使对受试者的保障能得以实现。通过机构的一些规定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等来提供一种稳定的保护，“目前，系统地保护受试者的合法权益十分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