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近日召开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称“根据统计资料，我国一半的心脏支架[ZhiJia]都不靠谱”。但在我国通过植入支架[ZhiJia]来介入治疗心血管疾病存在滥用的情况，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ZhiJia]，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ZhiJia]使用量超过65万个。(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心脏支架[ZhiJia]的过度使用，安放支架[ZhiJia]所带来的“差价回扣”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一个国产支架[ZhiJia]出厂价不过3000，卖给患者[HuanZhe]价格翻六七倍，进口的则更甚的“牟利黑幕”已是业内外所共知的事实。“以药养医”传统的根深蒂固，也间接怂恿“动辄安支架[ZhiJia]”成为心血管治疗领域的“流行病”。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植入支架[ZhiJia]作为随现代医学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医疗手段，亦存在其本身的优点和不可或缺性。比如，见效快、创伤小、可重复等。当下的问题，并非在于，支架[ZhiJia]手术及支架[ZhiJia]本身的不靠谱，而是支架[ZhiJia]手术的必要性常缺乏必要的论证。患者[HuanZhe]在急于摆脱病症“寻医心切”的心理晕轮作用下，加上与医生[YiSheng]专业知识、信息上的不对称，往往成了宛如刀俎下“鱼肉”的“被支架[ZhiJia]”的对象。

　　即便通过限制医生[YiSheng]收回扣、红包等方式，减少并有效防范了“以药养医”的常规渠道，但“支架[ZhiJia]手术”作为惯用的介入治疗方式，并不可能完全通过行政禁令或政策来予以刚性的规定。它的实施权根本而言仍掌握在当事医生[YiSheng]手上，患者[HuanZhe]并没有太多置喙的话语空间，对医生[YiSheng]抱以巨大依赖和期盼的他们，实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

　　这时，即便医生[YiSheng]并非是出于“借机回扣”的目的，要求患者[HuanZhe]去安放支架[ZhiJia]，对患者[HuanZhe]而言，可能支架[ZhiJia]手术的繁多费用也非困难。但是，仍然存在一个严峻的基于医学科学伦理的悖论。一方面，医生[YiSheng]根据自己的经验及专业眼光来判断病情及给予何种治疗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医生[YiSheng]专业水平的良莠不齐也导致了诊治精确度的差异及误诊的可能性，况且现代医疗检测及器械医疗技术的发达，亦助长了医生[YiSheng]养成“治病器械化”缺乏全面综合诊疗的技艺退化及惰性增加。医疗资源的区域性“分化”，客观上也让医生[YiSheng]没有太多时间去耐心诊疗每一位病人。

　　这些因现实条件及主观因素“失衡”下催生的“偶然误差”，是支架[ZhiJia]滥用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因子。不妨说，支架[ZhiJia]滥用的存在，其实也是现代社会“诊疗粗糙化”的一个侧面征兆。医生[YiSheng]和患者[HuanZhe]都没有太多主观精力去选择“最优化”的治疗方案，而都有意无意地直奔最快最简单的“手段”而去。

　　这种“短平快”，尽管可能短时间内“治标于无形”，但鉴于，任何治疗手段都直接与人体血脉脏器相连，遑论在体内安放大大小小的“钢架”。其所产生的后遗症及护理上的麻烦也是让人不堪其扰，而且隐患巨大。

　　除了要出台刀砍“以药养医”的机制，对于植入心脏支架[ZhiJia]及重大疑难疾患的治疗，应尽快引进专家评估委员会制度。从医生[YiSheng]的患者[HuanZhe]人均问诊时间、到检查开药等一系列环节，评估医生[YiSheng]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如此，有利于规避医生[YiSheng]为追求看病效率，而粗线条、流水线式作业。对于安放支架[ZhiJia]这样的可能会引发各种后遗症及高昂医药、养护费用的诊疗手段，医生[YiSheng]也须尽到告知的义务，尽可能呵护患者[HuanZhe]独立选择的空间，保障其知情权。在“看病难”与“看病贵”并现的今天，很难一蹴而就。但如不从思路及机制上积极革新，类似“滥用支架[ZhiJia]”的过度医疗乱象难从源头上有效监控。成立医疗专家委员会定期抽查医生[YiSheng]特定诊疗病例，不失为一个可以尝试的制衡之举。 (作者王艳春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