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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YiSheng]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

　　医生[YiSheng]也会死。同其他大多数人相比，医生[YiSheng]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他们[TaMen]得到了更多的治疗，相反是更少。他们[TaMen]倾向于选择以一种安详而优雅的方式离开世间

　　几年前，我的导师、备受尊敬的骨科医生[YiSheng]查理发现他的腹部有个肿块。他让一位外科医生[YiSheng]进行了检查，结果，这个肿块被诊断为胰腺癌。给查理看病的这位医生[YiSheng]是全美最棒的外科医生[YiSheng]之一，他曾设计出的一套癌症治疗的新方案，能够将患者的5年存活率增加到原来的3倍(从5%增至15%)，只是这期间患者的生命质量并不高。查理对此并不感兴趣。第二天他回到家，关闭了自己的诊所，从此没再踏进医院一步。他把全部时间用来和家人在一起度过，尽情享受生活。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辞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射性治疗，更没有接受外科手术。医疗保险公司当然也没有为他花多少钱。

　　这不是一个我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但它却无法回避——医生[YiSheng]也会死。同其他大多数人相比，医生[YiSheng]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他们[TaMen]得到了更多的治疗，相反是更少。

　　医生[YiSheng]们穷其一生去帮助人们抵抗死神，但是当轮到他们[TaMen]自己的时候，却往往会表现出出奇的平静。他们[TaMen]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TaMen]知道要面临的选择是什么，而且他们[TaMen]通常有能力得到他们[TaMen]希望得到的医疗措施。然而，他们[TaMen]却倾向于选择以一种安详而优雅的方式离开。

　　和其他人一样，医生[YiSheng]当然也不愿意死去，但是他们[TaMen]对现代医学的了解太充分了，所以对医学的局限性也了如指掌。同样，他们[TaMen]对死亡了解得足够多，因而他们[TaMen]知道人们最害怕什么：在痛苦中死去、在孤独中离开。正因为如此，医生[YiSheng]希望确保在自己的大限到来时，不会有任何过度医疗手段实施在他们[TaMen]身上。比如，他们[TaMen]不希望在自己的最后时刻有人在为他们[TaMen]实施心肺复苏术时折断他们[TaMen]的肋骨，而这正是心肺复苏术正确实施时，可能发生的情形。

　　几乎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目睹过那些“无效治疗”在病人[BingRen]身上实施的情形，此时，医生[YiSheng]会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施救垂死的病人[BingRen]。病人[BingRen]身体的某些部位会被切开、插上管子、与各种机器连上、用上各种药物。重症监护病房里所发生的这些，每天要花费数以万计的美元。而这些病人[BingRen]花钱所买来的，是恐怖分子也不至于对人采取的手段。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的医生[YiSheng]同行们悄悄告诉我，“假如某一天我也落到那个地步，你记得把我杀了。”在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后，甚至有些同行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牌子，来避免这样的结局。在对病人[BingRen]实施“非人的”医疗手段时，医生[YiSheng]自己也备受折磨，医生[YiSheng]的职业训练，要求他们[TaMen]和病人[BingRen]交流时不应透露自己的个人感情，但是医疗业的同行们会在私下里议论，“谁愿意在自己家人的身上做那些治疗啊！”我猜，这是医生[YiSheng]发生酗酒和抑郁的比例大于其他很多职业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医生[YiSheng]在病人[BingRen]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说起来复杂，但是，说简单也简单，它无非包括三个方面，那就是：病人[BingRen]、医生[YiSheng]、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BingRen]所扮演的角色。假如某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而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YiSheng]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理解的“一切措施”意思是指“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TaMen]有时可能并不知道什么叫“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他们[TaMen]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YiSheng]的话也听不进去。在这种时候，医生[YiSheng]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是“合理”。

　　医生[YiSheng]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BingRen]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医疗。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心肺复苏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心肺复苏术，而后送到急诊室的病人[BingRen]。他们[TaMen]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

　　如果一位病人[BingRen]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么，他即使接受心肺复苏治疗，身体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却是巨大的。病人[BingRen]的知识不足、期待被误导，是导致他们[TaMen]做出糟糕决定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医生[YiSheng]扮演着更主动的角色。即使医生[YiSheng]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们[TaMen]也必须找到一种能满足病人[BingRen]和家属愿望的方法。再想象一下急诊室里的情景：那里满是悲痛的，甚或是发疯的病人[BingRen]家属。医患之间互不认识，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信任是很难的。如果医生[YiSheng]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家属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方面的动机。

　　有些医生[YiSheng]善于交流，有些医生[YiSheng]非常坚定，但他们[TaMen]面对的压力都是差不多的。当需要处理生死攸关的病情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一旦病人[BingRen]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解释清楚。

　　是不是有时候我应该更强势一些呢？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BingRen]，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我权衡利弊后劝她不要去做足部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外院的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状况，决定在她有血栓的双腿上做旁路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做了手术的著名医院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YiSheng]或病人[BingRen]的失误并不难。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体系的受害者。有一些医生[YiSheng]在按服务付费的医疗体系中，只顾尽量赚钱。而在更多情况下，医生[YiSheng]们只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尽量满足病人[BingRen]的要求，不去把自己的专业意见反馈给病人[BingRen]，以避免日后官司缠身。

　　不过，医生[YiSheng]们不会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TaMen]见得太多。他们[TaMen]中几乎所有人都能宁静地离去，疼痛也可以被缓解。和无效治疗相比，临终关怀更注重为病人[BingRen]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TaMen]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院的终末期病人[BingRen]，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BingRen]活得更久。

　　几年前，我的表哥阿炬(他在手电筒的照亮下在家里降生，因而得名)突然浑身抽搐发作，事后查出是肺癌扩散至脑所致。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最后知道，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的治疗，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最多也只能活4个月。

　　最终，阿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到我家，我们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里。阿炬热爱体育，他最喜欢的事就是边看体育比赛转播，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里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一直保持情绪饱满，直到有一天没再醒来。此后，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8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有20美元的药费。

　　阿炬不是医生[YiSheng]，但他知道他要的是生活质量，而非数量。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

　　假如有一种挽救生命的“最新技术”的话，那就是：有尊严地死去。说到我自己，我的医生[YiSheng]知道我的意愿，和很多医生[YiSheng]为自己所做的选择一样，他们[TaMen]不难为我做一个好的选择。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不需要奋力抢救，而愿意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表哥阿炬一样；也像我的那些医疗同行们一样。(文/肯·默里(美)作者系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副教授。本文原发于Zócalo Public Square网站www.zocalopublicsquare.org，中文版经该网站授权本刊独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