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为保障部队[BuDui]的物资供应，毛泽东[MaoZeDong]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针对补给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生产与筑路并重”等相关决策，指示部队[BuDui]所需粮草弹药及衣、食、住、行所需物资绝大部分从内地运来，在当地只作少量采购；部队[BuDui]在进军的同时，应担负修路、生产的任务；部队[BuDui]到达西藏[XiCang]后，仍由中央保障供应，不增加西藏[XiCang]的负担。毛泽东[MaoZeDong]的考虑是深远的，他制定的后勤决策，立足于民族团结，着眼于西藏[XiCang]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些方针的实行，不仅保障了进藏部队[BuDui]的物资供应，使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XiCang]并站稳脚跟，而且产生了超出军事意义的深远历史影响。

　　正如毛泽东[MaoZeDong]所预料的，由于西藏[XiCang]的贫困，粮食问题是西藏[XiCang]地方政府最大的担心和阻止解放军进藏最主要的借口之一。1950年12月17日，西藏[XiCang]地方政府制订的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中，第四项即以“西藏[XiCang]地区农田不多人口也少，缺乏食物，百姓易遭饥荒”为由，要求“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西藏[XiCang]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XiCang]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XiCang]》（内部本），西藏[XiCang]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十七条协议”签订4个月后，噶厦召开机要扩大会议，会议连续讨论了3天，最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呈报给达赖，其中拒绝解放军进藏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应向中央说明西藏[XiCang]和汉族不同，一年只收一季粮食，且收成极差，即使秋收季节，食物也很短缺”(陈竞波：《先遣进藏与统战工作》，《西藏[XiCang]党史通讯》1988年第1期，第18页。)。“不吃地方”化解了西藏[XiCang]上层的担心和恐惧，促进了和平解放西藏[XiCang]的顺利实施。1951年中央和西藏[XiCang]地方代表谈判时，焦点问题之一是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西藏[XiCang]地方的和谈代表土丹旦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XiCang]、巩固国防这一条，我们鉴于噶厦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不愿接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和平解放西藏[XiCang]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在中央代表反复劝说下，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并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事后，阿沛回忆这段经历说：“我们代表团一致认为，向边境派部队[BuDui]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BuDui]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XiCang]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这一方针后来还长期影响了西藏[XiCang]的财政政策和体制。195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XiCang]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将毛泽东[MaoZeDong]提出的“不吃地方”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和平解放西藏[XiCang]》（内部本），第129页。)后来军政委员会撤销，西藏[XiCang]自治区筹委会建立，有关行政开支和筹委会组织兴办的各项事业也由中央政府负责。1952年西藏[XiCang]地方财政建立之后，中央逐步通过财政管理法规、预算管理制度将“以中央财政全额拨款方式，逐步发展西藏[XiCang]的农工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治藏方略长期固定下来，成为基本财政政策。从这年起，进藏机关内部实行配给制，西藏[XiCang]经济建设的开支全部由中央负担，此后就形成了西藏[XiCang]地方政府靠中央政府支付为主的供给型财政体制。1959年毛泽东[MaoZeDong]对这种财政体制做了言简意赅的说明：“西藏[XiCang]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XiCang]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XiCang]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毛泽东[MaoZeDong]西藏[XiCang]工作文选》，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