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召集120余名党的高级[GaoJi]干部举行学习[XueXi]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XueXi]》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XueXi]方法和学习[XueXi]制度的任务。为切实有效地进一步提高党内高级[GaoJi]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XueXi]组（也叫中央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同时规定，“延安及各地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统归中央学习[XueXi]组管理指导”。高级[GaoJi]领导干部的学习[XueXi]是延安学习[XueXi]运动的重点。本期《党的文献》刊登的关于延安学习[XueXi]运动期间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也叫高级[GaoJi]研究组）的相关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GaoJi]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XueXi]、善于学习[XueXi]的生动实践。

　　（一）成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是中央重视领导干部学习[XueXi]的具体体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动员全党认真学习[XueXi]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XueXi]研究中国历史，学习[XueXi]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发展趋势，拉开了全党范围的学习[XueXi]运动的序幕。同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XueXi]》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XueXi]。”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党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战略考虑，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习[XueXi]运动。领导干部的学习[XueXi]，从运动伊始就成为强调的重中之重。毛泽东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因此，“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GaoJi]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为了加强对学习[XueXi]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7日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要发起学习[XueXi]运动，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学习[XueXi]的三点原由：一是领导革命的需要。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XueXi]”。二是改善工作的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种“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学习[XueXi]，“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三是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必须“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因此，“学习[XueXi]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XueXi]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XueXi]，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179页。)

　　在学习[XueXi]运动中，毛泽东带头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后来又编印了《六大以前》），提供给全党干部学习[XueXi]。当时，参加学习[XueXi]的高级[GaoJi]领导干部120余人，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积极参加到各类学习[XueXi]研究会、学习[XueXi]小组中，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XueXi]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XueXi]小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读书、学习[XueXi]、讲演、著述，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各种学习[XueXi]活动的开展，营造了空前浓厚的学习[XueXi]氛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XueXi]组和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以突出学习[XueXi]重点，并进一步引领和带动全党学习[Xue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