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XueXi]是延安学习[XueXi]运动能够顺利开展的主观因素，那么，建立健全科学的学习[XueXi]机制和组织领导机制，则是学习[XueXi]运动得以有力推进并卓有成效的客观保障。从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成立与运行即可略窥一斑。毛泽东、王稼祥亲自担任统领延安及各地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中央学习[XueXi]组正、副组长，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领导规格之高由此可见。从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一系列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所有文稿的落款不外三种：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与王稼祥、毛泽东；其中，大部分文电都由毛泽东亲自草拟或修改审定。如，《关于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决定》、《六大以来文件选读以下各篇》等都留下了毛泽东的修改笔迹；《中央研究组及高级[GaoJi]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指示》、《关于各地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的通知》等则由毛泽东亲笔写就；毛泽东还审阅各地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人员名单，指导各地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学习[XueXi]计划等。从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成立到组织条例的制定，从学习[XueXi]材料、研究内容的选择到学习[XueXi]步骤的安排，从指导督促各地成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到审批组员名单、学习[XueXi]计划等，不论是宏观的决策指导，还是具体的组织实施，作为中央学习[XueXi]组组长，毛泽东事必躬亲，悉心指导。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成立这一组织的极端重视，无疑成为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真正发挥其组织学习[XueXi]功能的有力保障和重要因素。

　　　（三）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高级[GaoJi]”二字名副其实。

　　从《关于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决定》和《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组织条例》两篇文稿可以看出，当时组织成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是非常正式、规范和严格的。首先，从领导职务、岗位性质到参加人数加以明确限定。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GaoJi]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GaoJi]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其次，从文化理论水平方面限定选择组员的条件。《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组织条例》明确指出：为保证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确能成为高级[GaoJi]的，而不成为普通的学习[XueXi]机关起见，必须规定选择组员的具体条件”。根据学习[XueXi]内容的侧重，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分为政治组和理论组。其中，政治组组员须从四个方面考虑入选资格：一是领导职务须是“党的区党委以上，军队中旅级以上”，二是党龄，三是文化水平“须确能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文件，文化及理解力低者不应列入”，四是组织纪律性较强；“四条缺一即不应编入政治组”。理论组组员则须比政治组“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确能阅读并理解《哲学选辑》等书者方为合格”，否则“只能列席旁听，不编为理论组的正式组员”。这些硬性的考核指标和条件规定，既体现了高级[GaoJi]组选择组员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彰显了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之所以冠名“高级[GaoJi]”的组织特性与目标定位。

　　根据中央关于成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基本精神，1941年10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西南学习[XueXi]组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10月1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决定建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刘少奇任组长，饶漱石任副组长。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GaoJi]军事干部学习[XueXi]的决定》，决定在中央学习[XueXi]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朱德任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从延安到各地对组建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高度重视与严谨认真，也为高级[GaoJi]学习[XueXi]组的具体运行夯实了组织基础和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