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们[TaMen]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ZhongYang]书记。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

　　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直到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常委在“鸡鸣三省”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此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第二，他们[TaMen]在错误[CuoWu]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3岁，政治地位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LuXian]”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这年11月王明抛出的《两条路线[LuXian]》的小册子，是此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博古的“左”倾错误[CuoWu]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小册子的精神和思想执行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长江局书记，他们[TaMen]的右倾错误[CuoWu]也是以王明为首的。因此，在他们[TaMen]所犯的“左”、右倾错误[CuoWu]中，王明一般是起着主要的作用，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CuoWu]，博古则应负主要责任，不能把这些错误[CuoWu]都算到王明头上。过去有很多论著都说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主要责任还在王明。事实上，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王明从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脱离了中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从那时起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应由博古负主要责任；其二，这一时期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过分歧，王明还对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新的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所犯的错误[CuoWu]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ZhongYang]苏区相隔万里，通讯联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是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和新的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周玉文、张学进、佘湘在《秦邦宪与王明路线[LuXian]》一文中，还指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LuXian]”，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LuXian]、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LuXian]”，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王明较早地认识到了一些“左”倾错误[CuoWu]，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曾多次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