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认真学习理论，但不能搞教条主义?。

　　不学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就不能搞好革命和建设，这是很多人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因此，王明和博古怀着满腔热情到中山大学学习，是完全正确的。他们[TaMen]在学习期间，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得比较好，对马列主义的词句背得滚瓜烂熟，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此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们[TaMen]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知道处处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只知死背教条，这就不能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CuoWu]。王明在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的信中检讨说，他在《两条路线[LuXian]》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并说：“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LuXian]的错误[CuoWu]，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也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CuoWu]，说在革命根本问题上、战略问题上，由于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与词句，无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上走“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策略基本原则上，则根本忽视和违背了策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为着团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原则。他们[TaMen]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是深刻的，有力地说明不管理论背得多么熟练，如果脱离了实际，就必然犯教条主义的错误[CuoWu]。

　　第二，犯了错误[CuoWu]不要紧，但不能坚持错误[CuoWu]不改。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就是说，一个人犯错误[CuoWu]是难免的。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难免犯错误[CuoWu]。特别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初期，没有经验，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更难免犯错误[CuoWu]。但古语又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也就是说，犯了错误[CuoWu]，如果能及时认识错误[CuoWu]，改正错误[CuoWu]，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就应该加以肯定。在这方面，博古就做得比较好。1935年2月他被免去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总书记的职务后，并没有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也没有消极，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分配给他的工作。即使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批判以后，他一方面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CuoWu]，一方面仍然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宣传战线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因而，他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其他领导人的谅解。王明的态度则与博古明显不同。他对自己错误[CuoWu]的检讨，只有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的那封信，而且只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CuoWu]。即使这次检讨，他在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也说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书中说：他本来“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正确和作‘自我检讨’”，但有的同志对他说：“要是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那七中全会还可能再‘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如果你还是不服从，就可能被开除党籍，那时进行斗争就更困难了……”，“这样，我就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ZhongYang]决定”（参见《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第124页。）。因为他一直不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CuoWu]，而且反反复复，显得态度很不老实，所以始终得不到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其他领导人的谅解，最后郁郁终生，死于异国他乡。他们[TaMen]在这方面提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有力地说明不管职位多高，如果犯了错误[CuoWu]不承认，不改正，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谅解。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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