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屋内，我看到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直顶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国画，上面一个[YiGe]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个[YiGe]硕大的仙桃。在画的侧面放着一排书柜，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黄的古线装书。

　　我正欣赏那幅国画时，张申府从里屋来到了客厅。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精神蛮好，那双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来回地转动，显得有点儿神秘。倒是他那宽大的脸庞和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他个子较高，有点驼背，不戴眼镜，却有一副学者的气质。

　　我说明前些天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见过他，今天来此目的是想听听他对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访报道。当然，我打探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是主要目的，不过不好明讲罢了。

　　张申府客气地请我就座，但他举止拘谨，好像不大会应酬人，又似乎躲着什么，他只是对我连声说“喝茶、喝茶”。如果我不开口，他是不会先说什么的，这倒使我有点不自然起来。

　　“听说您很早就认识周总理了？”寒暄了几句话后，我有意拿这句可能使他感兴趣的话题做引子。

　　果然，张申府眼睛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BeiJing]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ZhouEnLai]认识的。当时[DangShi]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ZhouEnLai]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ChengLi]北京[BeiJing]共产主义小组。”

　　“听政协的同志说，您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

　　“是啊！”张申府兴致来了，他骄傲地叙说着自己的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时代。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BeiJing]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胡适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编委，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BeiJing]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BeiJing]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ChengLi]党的问题[WenTi]。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陈独秀家，我们两人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回京后李大钊和我就成立[ChengLi]了北京[BeiJing]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BeiJing]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后来您去了法国？”我问他。

　　看到我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的讲话，张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谈:“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QingYang]、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BeiJing]、广州、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说，周恩来[ZhouEnLai]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QingYang]入党。紧接着，他和刘清扬[QingYang]又一起介绍周恩来[ZhouEnLai]入党。当时[DangShi]入党手续是：他和周谈话后，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他和刘清扬[QingYang]在巴黎结婚，由于周恩来[ZhouEnLai]和张申府夫妇在国内就相识，特别是周恩来[ZhouEnLai]与刘清扬[QingYang]同为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周恩来[ZhouEnLai]他乡遇故知，十分兴奋，常去他们住处，对各种问题[WenTi]进行热烈地讨论。

　　不久，由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他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ChengLi]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ChengLi]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张申府为编辑，周、赵撰稿。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ChengLi]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在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ZhouEnLai]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