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父亲[FuQin]调赴晋绥，任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GongAn]总局局长。我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很快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大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康生主持下搞的土改试点，推行一套极左的土改政策和干部[GanBu]政策，在晋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47年，当土改工作[GongZuo]全面铺开时，父亲[FuQin]由分局常委分工，被派作山西崞代两县土改工作[GongZuo]团团长并兼崞县县委书记，领导[LingDao]崞县和代县两个工作[GongZuo]团。

　　父亲[FuQin]出身农家，熟悉农村，熟悉农民。早在1926年，他刚16岁，便在广州考取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搞农民运动，曾任区苏维埃土地委员，不乏农村工作[GongZuo]经验。父亲[FuQin]带工作[GongZuo]团下乡时，正值晋绥“左”风泛滥。父亲[FuQin]将原县委书记、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GanBu]留任为副书记，不但在工作[GongZuo]中给以信任，而且在下面别有用心的人乱揪乱斗时，专门派员给以保护。同时，又把乡公安[GongAn]员及一些村、镇治安员都抽调到工作[GongZuo]团工作[GongZuo]，发挥他们的知情优势。但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GongZuo]“领地”。待运动进行[JinXing]到审干、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别的区、县都在查三代、“搬石头”、“斗争”基层干部[GanBu]，闹得鸡飞狗跳时，崞县的基层公安[GongAn]干部[GanBu]只在工作[GongZuo]团开了三天会，整顿思想，清查历史，进行[JinXing]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基本都顺利过了关。到这时候，大家才理解父亲[FuQin]对干部[GanBu]关爱、保护的一片苦心。

　　然而，父亲[FuQin]在崞县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在当时是不合潮流的。那时，侵犯中农利益，挖地主“底财”，对地富乱打滥杀，伤害基层干部[GanBu]和土改积极分子，甚至批斗摧残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开明绅士等等极左的错误相当普遍。所以，管辖崞县的六地委视崞县工作[GongZuo]团为另类，对其非常冷淡。晋绥分局那边也有人不断吹风，“敲打”父亲[FuQin]，不要搞右了。主管政法的保卫[BaoWei]干部[GanBu]，可不能犯右倾错误！土改一年多，随团记者“才子”马烽（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者）写了不少通讯发往《晋绥日报》，居然一篇不用。父亲[FuQin]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于1948年初对崞县土改工作[GongZuo]特别是纠“左”的经验进行[JinXing]了认真的总结。2月8日报告送至晋绥分局，分局未予理会，留下不发。

　　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亲临晋绥看到这份报告，高度评价了崞县的土改经验，批示《人民日报》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JinXing]土地改革的”为题，于3月24日全文刊发了我父亲[FuQin]的报告。并以“按语”的形式，同时发表了他在我父亲[FuQin]报告上的批示原文：“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LingDao]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LingDao]的各项重要工作[GongZuo]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LingDao]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LingDao]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随后，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晋绥干部[GanBu]会议上的讲话和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不仅为晋绥分局土改工作[GongZuo]的路线之争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全力支持了我父亲[FuQin]的观点和做法，全面肯定和推广了崞县的经验；也不仅为老解放区乃至下一步全国解放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就运用典型经验领导[LingDao]群众运动方面，向全党高级干部[GanBu]提出了方法论和领导[LingDao]艺术的更高要求，以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迎接建设新中国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