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伯伯从北京市长任上，南下去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直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他点将，要求中央把曾与他两度共事的我的父亲[FuQin]调去做他的助手。1949年11月15日，中央任命公安[GongAn]部长罗瑞卿兼北京市第二任公安[GongAn]局长，同时任命我父亲[FuQin]任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GongAn]厅长、广州市公安[GongAn]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去协助叶帅开辟公安[GongAn]工作[GongZuo]和情报工作[GongZuo]在祖国南大门的前哨阵地。

　　父亲[FuQin]赴广州履新，面临严峻的形势。那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万之众。广州作为敌人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各地、各系统的特务汇聚于此。仅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全省就发现土匪三百三十七股、四万余人，发生反革命暴乱、袭击、爆炸、抢劫、纵火、投毒、暗杀事件三百四十九宗。面对这样的危局和乱局，父亲[FuQin]努力发挥集体领导[LingDao]的作用，雷厉风行地连出重拳，短期内迅速扭转了局面，掌握了主动。

　　父亲[FuQin]在广东的工作[GongZuo]特点，可用“两手共抓，两面作战”这八个字概括。在那个复杂形势犬牙交错的特殊历史年代，使他心力交瘁的是，一方面要高度警惕地对敌斗争，另方面又要时时注意克服内部的不良倾向。在反对错误思想的干扰时，他也要同时与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进行[JinXing]斗争。父亲[FuQin]坚决反对敌我不分、宽大无边等右倾错误；同时，也反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搞扩大化的极左做法，使广东的政法工作[GongZuo]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内部建设上，父亲[FuQin]首先抓了“文”、“武”两个方面。一手抓“文”，刻不容缓地成立省厅公安[GongAn]干校；另一手抓“武”，尽快组建广东公安[GongAn]部队。父亲[FuQin]本人尚未到广州，已令先遣干部[GanBu]开始了干校的筹建和招生工作[GongZuo]。首批学员招收了千余名广州的社会青年和大中学生。从中挑选两百多人办速成班，四十天结业即分配各处。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女生队。此举对于加强公安[GongAn]队伍建设、迅速打开工作[GongZuo]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由京南下的同时，父亲[FuQin]即已下令从广东各地方部队调员，尽快组建公安[GongAn]十九师。该师下辖两个大团，约九千余人。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安[GongAn]十九师改为广州公安[GongAn]总队。有了这样一支专业化的威武之师，广州乃至广东的大局立即稳定下来。

　　在公安[GongAn]业务工作[GongZuo]上，父亲[FuQin]一手抓治安，一手抓肃反，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同时展开交替进行[JinXing]的两方面工作[GongZuo]。父亲[FuQin]认为，不肃清各类反革命分子，天下永不得安宁；反之，不抓好治安建设，肃反不仅失去了扎实的工作[GongZuo]基础，也失去了最直接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他主张，“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防治并用，以治为先”。在治安格局中，明确以广州为核心：稳定广州，辐射全省。1950年上半年，广东迅速开展了肃反运动。不到一年，便破获敌特案件一千二百多起。

　　1950年3月3日，敌机临空，特务的信号弹满天飞，几乎将黄沙火车站炸平。“三·三大轰炸”的各类损失和政治影响都很大。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责难和政治压力，父亲[FuQin]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亲自指挥，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敌人一次“釜底抽薪”的致命反击。经请示叶帅批准，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不久，又处决了军统澳门站站长和军统港澳穗站站长。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和我父亲[FuQin]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祥和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节前父亲[FuQin]向广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作了治安工作[GongZuo]报告，《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军统华南站站长。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头子，“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原来比广州公安[GongAn]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