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农业口岗位后，杜润生被调到了中国[ZhongGuo]科学院。工作岗位的变更并没有淡化他对农村[NongCun]的关注和牵挂，他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对农村[NongCun]工作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理论升华。这个时期的思考对他复出后领导80年代初的农村[NongCun]改革[GaiGe]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润生回忆说，虽然在中国[ZhongGuo]科学院岗位上度过了20年光阴，但“心里对农村[NongCun]问题总是念念不忘……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杜润生的智慧，早在1980年的高层争论中就已初试锋芒。

　　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时已是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被开除党籍，扫地出门。当阴霾散去，农村[NongCun]工作需要他时，他第一时间站到了这个岗位上。当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因为有农村[NongCun]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杜润生说，初回农委工作时，有同志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再提倡搞包产到户[DaoHu]。

　　但是当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有些同志则认为，包产到户[DaoHu]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这让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DaoHu]，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NongCun]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那时在中央高层中，包产到户[DaoHu]依然是一个很敏感的有争议的话题。华国锋、李先念和农委主任王任重态度鲜明地反对包产到户[DaoHu]，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尚未明确表态。

　　杜润生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开始彰显了。他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GaiGe]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他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DaoHu]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NongMin]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NongMin]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DaoHu]，让农民[NongMin]自己包生产、包肚子，这样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DaoHu]和凤阳的大包干。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DaoHu]的提法不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继续。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斟酌措词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DaoHu]是一种必要措施。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DaoHu]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迈进了一步。该文件虽然距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ZhongGuo]农村[NongCun]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应该说，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那种争议。

　　改变中国[ZhongGuo]农村[NongCun]历史的“1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