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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陈伯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两次状告李富春[FuChun]
1961年底,中央办公厅新成立一个经济组,我被调去工作[GongZuo]。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FuChun]分管经济工作[GongZuo],我们这个经济组主要是为他服务的。经济组成立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起草文件做准备,并一起参加会务工作[GongZuo]。这次大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刘少奇作了工作[GongZuo]报告,毛主席[ZhuXi]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讲话,周恩来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GongZuo]做了部署。
通过贯彻大会精神,1962年上半年各方面工作[GongZuo]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作[GongZuo],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成绩尤为显著。当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GongZuo]会议,首先讨论了《人民公社60条》的修改完善问题,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按照原定议程,接下来要讨论财贸工作[GongZuo]和计划问题。8月6日,毛主席[ZhuXi]在全体大会上作“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大变了,没有再讨论经济问题,而是转到讨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为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做思想准备。8月9日,毛主席[ZhuXi]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议上讲反对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毛主席[ZhuXi]说的“有的经济部门”,其中就包括国家计委[GuoJiaJiWei]。
会议结束后,8月24日,陈伯达突然找我到他在北戴河的住处。他知道毛主席[ZhuXi]对李富春[FuChun]主持的计划工作[GongZuo]不满意,就口述了几条改革计划工作[GongZuo]的意见[YiJian](以下称《意见[YiJian]》),让我记录下来,并当场修改定稿,要我重新抄清后送给李富春[FuChun]。我当时有些为难,向他提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富春[FuChun]同志就住在你隔壁,希望你亲自找富春[FuChun]同志谈谈,我去不合适。陈伯达说:“你去你去,我家乡口音太重,说话富春[FuChun]同志听不懂……”他为自己找了诸如此类的一堆借口。无奈,我只好带着《意见[YiJian]》去李富春[FuChun]在北戴河的住所。到了那里一看,李富春[FuChun]已经回北京了。于是我立即乘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坐车赶往中南海李富春[FuChun]家。李富春[FuChun]和蔡畅大姐正在吃晚饭,我把《意见[YiJian]》拿给他看。《意见[YiJian]》的全文我已记不清了,但有一句很尖刻的话我是记得的,意思是计划工作[GongZuo]的改革要下重药,只抹“二百二”(红药水的俗称)、紫药水是不行的。李富春[FuChun]看后,觉得此事来得突然,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赶紧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李富春[FuChun]考虑后即批示印送毛主席[ZhuXi]、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我把他的批示送到中办秘书局,准备第二天一早发出。
到了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富春[FuChun]一起床就发现,毛主席[ZhuXi]已经对同样的一份文件作出批示,并印发出来。原来,陈伯达在要我去给李富春[FuChun]送文件的同时,自己又抄录一份直接报送了毛主席[ZhuXi],毛主席[ZhuXi]当天就作了批示。陈伯达的这种做法,等于暗地里向毛主席[ZhuXi]告了李富春[FuChun]一状,不是与人为善。李富春[FuChun]接到毛主席[ZhuXi]的批示,立即找来经济组组长梅行、房维中和我,商量给毛主席[ZhuXi]写一份检讨。遵照李富春[FuChun]的意见[YiJian],着重检讨了计划体制和计划工作[GongZuo]方法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没有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改革。我们三人边商量边起草,边起草边修改,足足用了一整天,才拿出一份检讨稿。李富春[FuChun]审定修改后,亲笔写信报送给毛主席[ZhuXi]。从这件事开始,我对陈伯达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由于写了这份意见[YiJian],陈伯达于1962年底兼任国家计委[GuoJiaJiWei]副主任。他从来没有管过经济工作[GongZuo]和计划工作[GongZuo],怎么当国家计委[GuoJiaJiWei]副主任呢?让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GongZuo]好呢?李富春[FuChun]和周总理商量,决定专门设立一个研究室,让陈伯达分管。李富春[FuChun]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为人非常厚道,对陈伯达的这种行为,竟然不多计较,实在令人钦佩。
国家计委[GuoJiaJiWei]过去有个研究室,“大跃进”的时候因精简机构被撤销,可为了安置陈伯达,又重新恢复起来。谁来当研究室的领导呢?李富春[FuChun]提出把我调去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GongZuo]),直接归陈伯达领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TianJia]英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决定。一听这话,我立即想到陈伯达状告李富春[FuChun]的事,从心底里不愿和他共事,于是向田家[TianJia]英表示还是想留在中办经济组。田家[TianJia]英说:“我也不愿意放你走啊,你有意见[YiJian]可以找尚昆同志反映。”于是我就找了中办主任杨尚昆,表示想留在原来的工作[GongZuo]岗位,不想去国家计委[GuoJiaJiWei]。杨尚昆告诉我说这是富春[FuChun]同志的意见[YiJian],并把李富春[FuChun]写的调我的纸条给我看了,这时我只好尊重这个意见[YiJian]。但我还是不死心,又找国家计委[GuoJiaJiWei]负责干部管理工作[GongZuo]的王光伟副主任,他告诉我不要再提意见[YiJian]了,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于是我只好服从了。
1963年初,我担任国家计委[GuoJiaJiWei]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了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工作[GongZuo]的日子。当时研究室共有五六位干部,主要负责收集资料,做些调查工作[GongZuo]。陈伯达也并不过问太多。
陈伯达这位副主任,既不管国家计委[GuoJiaJiWei]的工作[GongZuo],也不参加计委的会议,他有意见[YiJian]也不同李富春[FuChun]交谈,而是处心积虑寻找机会继续打他的“小报告”。1964年8月,他认为“气候”适宜,于是又就计划工作[GongZuo]方法问题口述了一个《意见[YiJian]》,让我记录整理,然后将《意见[YiJian]》送给李富春[FuChun],同时又直接送交毛主席[ZhuXi]批示。这份《意见[YiJian]》讲了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讲了三线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ZhuXi]的指示去做,赶快抓,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他说如果不这样做,不赶快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陈伯达所提的这些意见[YiJian],毛主席[ZhuXi]已多次当面同李富春[FuChun]说过,国家计委[GuoJiaJiWei]也在努力改进,三线建设部署正在积极进行,对此陈伯达都是知道的。但是陈伯达又把这些作为严重问题提出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8月26日陈伯达把《意见[YiJian]》呈毛主席[ZhuXi],27日毛主席[ZhuXi]作了批示,措辞比上次更为严厉,肯定陈伯达的意见[YiJian],提出“计划工作[GongZuo]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据我所知,李富春[FuChun]是有苦衷的。他作为国家计委[GuoJiaJiWei]主任,必须量力而行,要考虑综合平衡,这也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他主持制定“三五”计划时,计划方法已有改进,强调要解决吃、穿、用,已经不是先定多少钢、再定其他指标了。三线建设是毛主席[ZhuXi]新提出的战略任务,涉及“三五”计划原定任务的调整,也关系一线部分工厂的搬迁和新的工业布局,需要统筹安排,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太急了不行。陈伯达不考虑这些,再次“告状”,使李富春[FuChun]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并再次写信给毛主席[ZhuXi]检讨自己的问题。此后不久,1964年底中央决定调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到国家计委[GuoJiaJiWei]任第一副主任,协助李富春[FuChun]工作[GongZuo];同时改组国家计委[GuoJiaJiWei]的领导班子,几位副主任调到各大区任职;调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贾庭三到国家计委[GuoJiaJiWei]任职,成立以余秋里为主的“小计委”,负责拟定“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研究战略问题。“小计委”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