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织罪状，欲置我于死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授意下，我很快被点名批斗。1966年6月30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组织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田家[TianJia]英的高级情报员——杨波》，这也是整个国家计委[GuoJiaJiWei]的第一张大字报。那天是星期六，中午我刚从八一湖游泳回来，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突然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越来越近，是国家经委的一些人把大字报给我送上门来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陈伯达授意写的，我已离开中央办公厅三年半，他们并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在国家计委[GuoJiaJiWei]工作[GongZuo]，把大字报送到了国家经委，经委的造反派又送了过来。我被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从五楼的办公室一层一层往上批斗，一直“斗”到九楼楼顶上。我站在垒起来的三层桌子上挨斗，周围群众口号喊得震天响，要我交代反党事实。我说没什么好交代的，坚决不承认“反党分子”这顶帽子。正巧那天我的夫人谢映岚晚饭后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了，不知道机关里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人告诉她：“你还看电影，你家老杨正在挨斗呢！”她才匆忙赶回家。7点钟以后我回到家里，她晚饭也没吃，只是生闷气。

　　我的“罪名”越来越多，不断受到批斗，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我睡眠不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那段时间，谢映岚怕我想不开，偷偷地把安眠药都收起来了。我对她说：“你放心，我不会走那条路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田家[TianJia]英去世的消息。

　　这期间，我亲眼看到陈伯达的汽车停在国家计委[GuoJiaJiWei]大院里，知道他是来看我的大字报，同时与计委负责同志谈审查我的问题。其实，一开始我就明白，是他授意批斗我，要封我的口，怕我揭发他的问题。这是他整人的一贯伎俩。我熟悉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兼任院长）秘书长柴沫，是田家[TianJia]英的好友，也知道陈伯达的一些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陈伯达点名批斗，不久含冤离世。

　　过了一些时间，陈伯达的秘书来国家计委[GuoJiaJiWei]找我，要收回陈伯达曾经写给我的字。陈伯达先后为我写过五六幅字，我都装裱好收起来了，也盖了他的章。我当时活动受管制，传达室派人把我叫了出去。陈伯达的秘书说：“伯达同志讲，他给你写过几幅字，现在有人要看这些字，要我来取回给他们看。”我一听就知道是假话，很生气，也不想留他的字，就回家找出来给了他。过了一个多月，他的秘书又来了，拿给我100块钱，说：那几幅字拿回去，别人看了很好，就留下了，收不回来了。伯达同志说你孩子多，工资也不高，所以要付给你裱画的费用。我说：“我现在工资没有扣，这点钱还出得起，你转告伯达同志，以后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写几幅字就可以了，钱我不收。”其实我很明白，他是想用小恩小惠封我的口，这只能让我更加厌恶他的虚伪。没过几天，他又派秘书来了：“伯达同志说，还送过你一幅字，你上次没给，要我来取回。”我一想，的确有这么一幅字，上面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字，那是他自己写了装裱好挂在家里墙上，有一天主动送给我的。没想到他心细如发，连这都记得。于是，我回家找出来给他秘书带走了。陈伯达两次派秘书向我收字，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挨批斗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9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批斗出陈伯达所要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感谢周恩来总理，他在1969年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GuoJiaJiWei]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杨波还可以工作[GongZuo]吧！”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进驻国家计委[GuoJiaJiWei]的军代表不久就允许我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了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解放”。接着就下放到国家计委[GuoJiaJiWei]湖北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GongZuo]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