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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部分外来工子女遭遇入学困境--国家年鉴

  
广州部分外来工子女遭遇入学困境--国家年鉴
开学了,我的学校呢? CFP供图

  ■关注广东流动人口②教育困境

  ●南方日报记者 刘茜 实习生 吴城华

  “就只差这一个公章。”李武指着居住证那空空的一栏说。今天,不少中小学校正式开学,由于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成功申请到积分入学,孩子去哪读书一下子成了未知数。

  李武夫妻俩在广州工作年限和缴纳社保达十年,积分达到了81分,满怀希望地到相关部门办理积分入学手续,外管部门却以居住年限不够为由将孩子拒之当地公办学校门外。

  如今,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不断被贴上“流动儿童”、“新候鸟”等标签的同时,他们的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受人们关注。

  近年来,广东省适龄读书的外来工子女数量不断攀升,截至去年底,这一数字已达313万人,占据全国1/3。同时,广东省外来工子女占了全国一半,并以每年30万的速度增长。今年中央文件规定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要以流入地为主,“广东的任务非常沉重,如何配置教育资源已然成为横亘在政府面前不可逾越的困境。”教育界人士表示。

  今年7月份,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公办学位不能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要的,要实行随迁子女凭积分制入读公办学校制度。对暂未能免费入学的随迁子女,一律不能收取借读费。这也是广东省在“一市一策”基础上,首次出台省级红头文件。

  尽管《意见》已颁布,但很多地方政府却迟迟未公布相关细则。同时,由于门槛较高,很多外来工表示,“积分入学与积分入户一样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眼看就快要开学了,众多的外来工子女何去何从?

  学历门槛高,积分入学无望

  积分入学在给外来工子女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因其高门槛而遭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据了解,李武和妻子2010年、2011年都办理了居住证,但2009年的居住证“由于自己的疏忽,加上根本没人查”,未能及时办理。这不符合番禺区积分入学中“在我区连续居住满3年或以上”的规定。

  对于积分制入学,李武还抱有较大的希望,因为毕竟他大专毕业,有稳定的工作,小小失误与积分制入学失之交臂。而更多的外来工却“想都不敢想,因为要80多分,其中学历分数就占了差不多一半”。

  “广州此次公示的1000名农民工积分入户名单中,学历很多在大专、本科以上。同样积分入学,父母的学历、职务也占重要分值。”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说。他认为,“积分入学无望,捐资助学太贵,孩子放老家不放心,这才是众多外来工真实写照”。

  据了解,去年7月,番禺区在广州12个区、市中,率先推出积分入学政策,针对外来工子女提供了3500个学位,但最终只有500人符合条件入选。

  去年7月18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番禺区接受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启动。《办法》规定了外来工本人文化程度、技术职称等10个方面的量化考核标准,其中还规定了四个须同时满足的“必达条件”,“四个必须”也卡住了一批高学历外来工。

  据了解,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海珠区,目前已初步草拟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海珠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方案。黄埔区同样已出台《讨论意见稿》。然而,多个县区细则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其实记者在积分制入学的发源地中山采访,也了解到真正的外来工靠积分入学是“天方夜谭”。去年,在中山火炬开发区靠积分制入学的外来工子女最多约有200多人,但是这些孩子父母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乏硕士、博士。而在三角镇靠积分入学的却不超过50个,因为大多数孩子父母是纯粹的打工仔。

  在番禺,针对有些家长认为的“门槛过高”问题,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之前已经对相关情况进行过摸底统计,目前能够提供的公办资源已达到极限,分值的设置并不是最主要的,公办教育资源已经尽力。

  民办学校“大打工仔教小打工仔”

  在积分入学无望时,“七月十几日,榄核镇中心小学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可以带一万元的捐资助学费来报名。”李武对捐资助学费极不认同,加上经济上的压力,他并没有像一些家长一样拿钱去“购买”学位,“定额的捐资助学费就是借读费换了一个名号而已。”李武无奈地表示,“最后可能让女儿回老家读书!”

  榄核镇中心小学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捐资助学费只是众多入学标准的一个标准,和学位并没有直接联系”,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捐资助学费定额一万元时,负责人给出的回答是“今年学位只有176个,而报名者220个,比较紧张,定额的捐资助学费好操作一点”;而另外一名负责人则否认了捐资助学费的存在。

  昂贵的捐资助学不被外来人员认可,外来工子弟学校或许给他们子女上学一条出路。但很多外来工家长反映,大多数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条件又太差。尤其是初中,由于师资匮乏,很多外来工认为读书也是去混日子。

  当记者来到黄埔区的一个城中村时,刚读完小学六年级的小斌,正在和同样来自外省的两个小男孩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斗地主”。这时,已经是八月中旬,而小斌的学校还是没有着落。小斌的父亲腾先生来自黑龙江,到广州做烧饼生意已经五六年了。

  小斌的小学校紧邻高速公路。“每天上课的时候,汽车的声音都盖过了老师的声音,坐在后排我什么都听不到。”小斌抱怨道。腾先生坦言,学校条件太差,电脑设备都是从旧货市场收来的286。学校的面积也很小,一块不足6000平方米的地方竟然容纳了超过1000个学生,“课间操孩子都没地方站”。“而且学校老师的素质也不是很高,很多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有些甚至是初中生。”腾先生说。他戏称是“大打工仔教小打工仔”。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居然也办有初中部,而且收费不便宜,一个学期也要2000元。该老师告诉记者,学校根本不愁生源,因为整顿民办学校已被政府关闭了一大批,而他们则是与政府“有关系”留下来。据记者了解外来工众多的黄埔区目前仅有这类学校16所,“你要是不读,就没得书读”。

  据了解,民办学校乱象在广州也较为普遍,有民办学校的负责人还向记者透露,一些学校只有小学招生资格的也在招收初中生。条件简陋的民办学校更不在少数,记者在走访了天河区、黄埔区、番禺区等发现,很多学校都是建在马路旁边或者工厂周围。

  高中教育“断层”,学生流失严重

  每年的7、8月份,既是各个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招生季”,同时也是“退学季”。目前,外来工子弟学校只有小学和初中招生资格,而在高中教育这关始终难有突破,这在外来工子弟的求学路上形成了教育“断层”。很多外来工子女上初二时就不得不退学。

  “读完初中,江西、湖南等外省户籍的学生一般回广东省参加中考,考入广东省的高中,再参加广东省的高考,这是由高考的户籍制度规定的。”同仁学校董事长邱绍金有些无奈,我们也申请过很多次高中招生资格,但是始终没有批下来,而他的学校是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中的佼佼者,甚至有一所学校被评为了省一级学校,但到了初三学生人数就非常少了。

  事实上,在这样的民办学校里,有部分留下来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中职中技学校。但是读中职中技学校,他们还是面临不公的命运,因为对于政府每个学生一年有1500元的补贴,他们是不能享受的。据了解,能上中职和中技的学生大多数是父母还“混得不错的”。

  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外来工子女初中毕业去向问题十分突出。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每年均有近800名初中毕业生,许多学生毕业时还不满16岁。前两年学校做过专门调查,本来80%以上学生及其家长有升学愿望,但是由于将来只能回原籍高考,很多人在初二就转学或放弃学业进入打工行列。

  信孚集团10年前开始申请办高中,但一直未获批准。集团董事长信力健还设想搞“高大衔接”:学生高中毕业后以成人大学、电大、自考等办法攻大专,绕过正规高考关。但年年申请,至今未获正式答复。

  信力健很困惑:普通大学已经招生不满,为什么不可以给成绩优异的民工子女一个机会?同样是民办学校,为什么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就准许设立高中,低收费的平民学校就不准许?

  专家分析

  教育不公平

  社会难和谐

  作家雨果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无独有偶,马克·吐温也说,“你每关闭一所学校,你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

  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有报道称,在广东,未成年人犯罪占了犯罪总量的近一成,其中,超过七成的犯罪主体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有专家指出,外来工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是犯罪率升高的主要原因。

  入学难不仅会带来社会管理的困难,也可能造成招工难的现象。“如果部分外来工家庭选择回户籍地解决子女读书问题,客观上会造成发达地区出现招工难、留人难;如果仍选择外出务工,把子女留在户籍地就读,又会造成一大批留守儿童。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源石油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梁耀辉认为。他说,外来工子女无法享受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没有真正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教育公平遭遇挑战,最终会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国家和谐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认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农民工作为“失语的边缘人”,他们毫无疑问是社会下层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其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就更能反映教育排斥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要尽快建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保障体系,让打工者子女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的教育公平。

  中国社科院长期研究世界流动人口的王春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他有一年去法国做课题,发现法国正在发动全国的力量找那些偷渡来没有入学的儿童去学校上学,他觉得挺奇怪,但当地政府一位官员告诉他,这是为了法国的将来。因为这些孩子没有受到教育,在法国长大始终是社会最大的隐患。

  但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广东压力巨大,据了解,按今年以来非户籍学生增长的速度,全省每年必须新建约370所1000人规模的义务教育学校,才能基本满足。而按目前每增加1个学位约需投资1.75万元测算,全省每年要投入66亿元,加上新增设备、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的投入,财政压力巨大。

  信力健却认为,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他说,今年中央决定财政下拨45.68亿元,对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解决较好的省份给予适当奖励,广东至少可以申请到1/3,然后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地方税的返还,广东这方面能争取到30多个亿,剩下最多也就是区区10来亿。“足够办300年亚运会”。

  信力健表示,“三公”经费省下1/10就能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现在政府不是讲形象工程吗,如果拿出一点钱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就是最大形象工程。”他说。

  邱绍金则认为,行政办法解决不了靠市场也能解决。“但是现在给予我们民办学校的权限和财政支持太少了。”邱绍金说,政府常常雷声大雨点无。要办好教育就要有高投入,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民办教育很难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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