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小王这一[ZheYi]席话，颇为震撼。小王年纪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说得透，辩词讲得清，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生挺孝顺，挺勇敢，也挺仗义。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听来听去，也听不出明堂来。苏军已撤，又无人告发，他来状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犯的是什么傻？我问的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含糊其辞，一套官腔，不足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什么。但我也不能只听、不表态。表个什么态，自己毫无把握，是批他、骂他，还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对小王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小王走后，他所自首的这件事，使我有些犯难。

　　当时[DangShi]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正当外事[WaiShi]局即将随大队人马开往沈阳战场的非常时刻，对这种事过境迁，又找不到原告，又无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关天，再紧张也不宜轻率处理，至少也得将此事交给哈尔滨市外事[WaiShi]处去处理。

　　我带着不少困惑回到了办公室。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还写了一个[YiGe]书面报告。

　　领导看到这一[ZheYi]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WoMen]，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SuLian]官方找上门来，我们[WoMen]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WoMen]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WoMen]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区是违法的。但是，苏军已撤，无人追究此事。对他的投案，目前我们[WoMen]不予受理。二、目前我们[WoMen]国内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东北[DongBei]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摆在我们[WoMen]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学习，轻装前进，尽快投入社会工作[GongZuo]，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谈了。小王还挺高兴。他一再问我，“你的这些说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对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确告诉小王：“是。”

　　杀人自首一案就这样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但在当时[DangShi]战火纷飞的时期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当时[DangShi]，除了具有影响全局的涉外事[WaiShi]件外，像这类个人仇杀事件，谁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别无他法。

　　但是，苏军在东北[DongBei]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和肆无忌惮地拉走大批财富这两件事，给当时[DangShi]一代东北[DongBei]人留下的坏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当然，半个多世纪都已经过去，老一辈的人对苏军的这两件怨恨，虽然在脑子里逐渐在淡化、在淡忘，但对苏联[SuLian]这样一个[YiGe]社会主义国家，既高举国际主义原则，又高唱无私援助弱小国家，却如此对待自己的这个穷邻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有不少人对中央提出向苏联[SuLian]“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想不通。

　　说句实在话，当时[DangShi]，我们[WoMen]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当时[DangShi]虽说有人建议，中国走第三条路线，不靠苏，也不靠美。这种提议，只能是事后传说而已，查无实据。又有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见周恩来，周也同意。实际上，美国大使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没有北上。反而，美国当局对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施压、封锁政策，欲把中共政权窒息在摇篮里。在这情况下，新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一边倒”政策，又该怎么办呢？！

　　“一边倒”是短命的，没过几年，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急转恶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以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视中国主权，向我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所拒绝。

　　此后，苏联[SuLian]便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单方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办的这件背信弃义的蠢事，遭到中苏两国人民和世人的鄙视。

　　从此，中苏两国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文字战。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个[YiGe]写作班子，专写文章批判苏方的修正主义，曾写出了震动全球的《九评》。从“一评”、《苏共领导和我们[WoMen]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到“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以答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而苏共也不停地发表文章对中共进行还击。双方文字战尖锐苛刻，两国关系也随之进一步恶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情，仍然没变，并没受两党文字战的影响。不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两国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谁也看不到两国民间有过什么反目气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旧友好。

　　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民间友情，不受国家交恶影响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俄两个民族，都是文明古国的后代，各自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历史，有着憨厚热忱、强悍不屈、淳朴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又都不愿破坏双方千丝万缕的睦邻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

　　其次是，中国人有个不忘“旧好”的长处。一代中老年人对中苏人民友好的“黄金时代”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在北京开展的苏联[SuLian]文化活动，声势轰动，家喻户晓。苏联[SuLian]芭蕾舞著名演员乌兰诺瓦来中国演出，轰动了神州大地。杜近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博得各界喝彩。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青年代表团是联欢节最受欢迎的贵宾。莫斯科——北京之歌的旋律为北京和莫斯科一代人铸筑了一个[YiGe]友好的“黄金”时代，令人难忘。

　　一代人虽已年迈，但人人深信，这种民间友情的“黄金”时代，还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