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BeiJing]政府[ZhengFu]请愿[QingYuan]，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BeiJing]政府[ZhengFu]的合法性。

　　1926年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GuoMin]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GuoMin]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ZhengFu]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BeiJing]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BeiJing]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QingYuan]，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被刺刀扎伤。在国民[GuoMin]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BeiJing]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BeiJing]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GuoMin]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GuoMin]军中下层开展活动，国民[GuoMin]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它职务。国民[GuoMin]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BeiJing]街头活动的革命[GeMing]党人。

　　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BeiJing]组织了对执政府[ZhengFu]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GuoMin]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GeMing]”，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ZhengFu]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GeMing]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GeMing]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GeMing]的空气弥漫全城。”《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GuoMin]众书”，宣布“最近北京[BeiJing]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政府[ZhengFu]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BeiJing]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GuoMin]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QingYuan]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ZhengFu]门前，集会请愿[QingYuan]。据说，国民[GuoMin]军在示威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ZhengFu]，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QingYuan]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政府[ZhengFu]开枪屠杀和平请愿[QingYuan]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ZhengFu]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ZhengFu]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ZhengFu]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洋政府[ZhengFu]和平请愿[QingYuan]呢？和平请愿[QingYuan]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ZhengFu]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BeiJing]政府[ZhengFu]请愿[QingYuan]，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BeiJing]政府[ZhengFu]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GeMing]，一切以革命[GeMing]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ZhengFu]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ZhengFu]、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QingYuan]”，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ZhengFu]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GuoMin]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GuoMin]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ZhengFu]，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ZhengFu]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GuoMin]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GuoMin]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盘踞西北，伺机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