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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曾有几个日文名字 为何最爱“岩里政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3)
“皇民化运动”难以开花结果
与“皇民化运动”步骤相一致的是,殖民[ZhiMin]当局[DangJu]加紧了欺骗性的宣传,以混淆视听。
《台湾[TaiWan]日日新报》说,在中国[ZhongGuo]军队的挑衅、阻挠及中国[ZhongGuo]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RiBen]不得不出兵,“中国[ZhongGuo]贫穷落后,日本[RiBen]系为了拯救中国[ZhongGuo]、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ZhongGuo]大陆,若无日本[RiBen]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RiBen]打中国[ZhongGuo],一方面也是‘防共’”。该报还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如持枪在战马之上的日军[RiJun]骑兵,战地的营房、军士,与中国[ZhongGuo]人谈判的日军[RiJun]将领等,极尽煽惑之能事。此外,还肆意对中国[ZhongGuo]国民政府进行诋毁与丑化。如在1938年元旦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ZhongGuo]战区最高领袖”蒋介石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殖民[ZhiMin]当局[DangJu]的电台每天都要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与报纸、电台相仿,宣传影片也走进了街头巷尾,仅1940年,殖民[ZhiMin]当局[DangJu]就拍制了一批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纪录片。一部叫《膺惩(严惩)的圣战》的影片,内容是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ZhongGuo]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RiJun]一忍再忍,要求中国[ZhongGuo]军队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ZhongGuo]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ZhongGuo],不一会儿工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二十九军部队(标题:中国[ZhongGuo]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在日本[RiBen]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RiBen]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RiJun]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RiJun]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ZhongGuo]兵则是无能的,老打败仗的;日军[RiJun]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ZhongGuo]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对于日军[RiJun]攻掠南京、滥杀30万无辜市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RiJun]军旗飘扬”。这类的影片对当时台湾[TaiWan]民众的影响如何?一位叫李秀的台湾[TaiWan]人回忆说,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RiJun]的英勇十分佩服”,对中国[ZhongGuo]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台湾[TaiWan]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自然与这样的宣传有关系。
殖民[ZhiMin]当局[DangJu]除仰赖这些手中掌控的媒体教化“皇民”,还建起了所谓的民间动员系统,以乡里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为其政令宣导员。他们[TaMen]的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还会有《皇民时局教典》等宣传品。《皇民时局教典》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举例如下:
问题一:“蒋介石是何许人?”
答案:“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RiBen],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ZhongGuo]将军。”
问题二:“汪兆铭(汪精卫)是何许人?”
答案:“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ZhongGuo]四亿人民,协助日本[RiBen],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让台湾[TaiWan]新一代憎恨蒋介石,有一年开小学运动会,日本[RiBen]人在操场跑道前摆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学生们以石头当飞镖乱射。
这些宣传,台湾[TaiWan]民众是信,还是不信?当时曾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台湾[TaiWan]人心知肚明,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还私下会嘀咕:“中国[ZhongGuo]即使落后腐败,干日本[RiBen]人何事?”他们[TaMen]不仅怀疑日本[RiBen]出兵的动机,对宣传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
但日本[RiBen]人的欺骗宣传确实起到了毒化台民的作用,以致中国[ZhongGuo]国民“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后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日本[RiBen]侵略的斗争,在他们[TaMen]看来却不过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南京大屠杀,他们[TaMen]不知道日军[RiJun]杀害30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他们[TaMen]还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
一部分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台人,甚或成为日本[RiBen]殖民[ZhiMin]统治的“从犯”。当一部分台籍青年征召入日本[RiBen]军队时,面对识大体者的责问:“同为中国[ZhongGuo]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他们[TaMen]却回答说:“‘代天打不义’,我们教唱的军歌就是这样说的。”其中毒之深,可见一斑。
但更多的台民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台南东石郡朴子街小学教师李钦明及其弟李启明,组织成立“台湾[TaiWan]民族主义青年团”,经常召开会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号召台胞“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他们[TaMen]还进行各种准备,派人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战,准备迎接祖国军队来台湾[TaiWan]进行收复。是年5月事泄,李氏兄弟及抗日志士颜老千、林春等被捕,押送台南法院审理,被判刑8~12年不等。后来,李氏兄弟等多人惨死狱中,李钦明慨然录唐诗一首以明志:“胜败兵家不可期,含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豪杰,卷土重来未可知。”
诗文留香,昭示着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这些抗日诗文中,还有必要提及一位台民给李友邦领导的台湾[TaiWan]义勇队的信,其中写道:“我们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鸟,被拘在这暗无天日的网罗中,不能以武力来自卫,日本[RiBen]军阀压制我们,使我们缺牙断爪,失去自卫能力,而敌人之无道与毒辣,又是那样可恨和可怕,我们在痛苦中无日不在淬砺精神抵御强盗,我们惟一的武器就是不灭的民族精神。”
经过日本[RiBen]殖民[ZhiMin]统治的吴三连曾回忆说:“所有的台湾[TaiWan]人都认为大陆是我们的祖国,当我年轻时,南部乡下所有父老前辈,他们[TaMen]惟一的希望还是期盼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去拜拜祖先,看看亲戚朋友,这是所有来到台湾[TaiWan]居住的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正是这种“不灭的民族精神”,“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力地抵制了日本[RiBen]殖民[ZhiMin]者的“皇民化运动”,并使之最终从根本上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