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方的非议，当事人的一方王宠惠，很快做出了回应，向孙中山[SunZhongShan]递交了辞呈，其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鉴：顷奉尊电，以惠承乏外交[WaiJiao]总长，无任惭悚。惠学识疏陋，且未尝周旋于外交[WaiJiao]界。当民国艰难缔造之时，对外交[WaiJiao]涉，关系甚大，非于外交[WaiJiao]富有经验之人，不能胜任。浅识如惠，即使一时为服务观念所迫，勉强担任，亦恐力不称职，贻误邦交。仅力陈固辞，尚祁见谅。此次民军初起，伍、温两公担任外交[WaiJiao]，使全国军民对外交[WaiJiao]涉，得所依托，而外国舆论，亦极表赞成。此时外交[WaiJiao]总长舍两公外，实难其人。尊意以伍公方驻沪全权办理议和事件，温公参赞其间，一时难以兼任他项繁剧之职，措置本极周匝，惟惠自顾，实不能当斯重任。请别择贤者，以重邦交，而维大局，不仅惠一人之幸，民国外交[WaiJiao]之幸也。

　　王宠惠的辞呈写得十分恳挚，既言词谦逊地恭维了伍廷芳的外交[WaiJiao]才能，又毫不掩饰地点明了持异议者的主要反对口实，即自己“未尝周旋外交[WaiJiao]界”，也就是缺乏从事外交[WaiJiao]工作的经验。王宠惠提出辞职之后，广肇公所迅即于12月31日致函孙中山[SunZhongShan]，指出：伍廷芳于外交[WaiJiao]颇有建树，中外闻名，而值“新政府[ZhengFu]甫成”之际，“急遽易人，中外疑惑”，请收回前议，以伍廷芳出长外交[WaiJiao]，“以释群疑，而维大局”。面对王宠惠的辞职和广肇公所的责难，孙中山[SunZhongShan]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劝慰王宠惠留任原职，“勿怯也”；另一方面，于1月5日，致函给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诸同乡，公开声明：“民国新立，司法重任非伍公不可。”第二天，又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详细地解释了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WaiJiao]的原因，其大意约略如下：

　　本政府[ZhengFu]派伍博士为法部总长，并非失察。伍君固以外交[WaiJiao]见重于外人，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WaiJiao]。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夫外交[WaiJiao]本为一国最要政策，第法律尚未编定，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掌理外交[WaiJiao]，亦将无用。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本政府[ZhengFu]派伍博土任法部总长，职是故也。

　　从孙中山[SunZhongShan]的解释来看，他主要强调了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成立伊始，法制建设是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面临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伍廷芳又“法律胜于外交[WaiJiao]”，所以任命伍廷芳出长司法是人尽其才，但是从伍廷芳的资历专长和从政轨迹来看，孙中山[SunZhongShan]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早年赴英留学，“学习刑名律例并万国公法”，获得了伦敦林肯法学院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取得了英国大律师资格，成为当时“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的“第一人”。1902年，伍廷芳受命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负责筹建修订法律馆，对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制意识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辛亥革命以前，伍廷芳的主要精力还是从事外交[WaiJiao]工作。伍廷芳留英返港后于1878年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又由香港当局聘为例局（今立法局）议员，这期间，他即接受清政府[ZhengFu]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WaiJiao]涉事务。1882年，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与闻了《中越边界通商章程》《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参加了长崎兵捕斗殴事件、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等中外纠纷的交涉。1896年，伍廷芳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902年任满回国后，以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等身份，参加了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的工作。1907年，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先后主持与美国、秘鲁签订了《中美公断条约》和《中秘条约》。武昌起义爆发后，伍廷芳接受了革命党的邀请，在军政府[ZhengFu]担任外交[WaiJiao]工作，作为议和全权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伍廷芳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显赫政要，对晚清的法制和外交[WaiJiao]都颇有建树，但从其宦海沉浮的行迹来看，说他“外交[WaiJiao]胜于法律”似乎更为妥恰。

　　阁议缘起及深层动因

　　孙中山[SunZhongShan]为什么舍弃外交[WaiJiao]耆宿伍廷芳不用，反而态度十分坚决地任命毫无外交[WaiJiao]经验的王宠惠出任外交[WaiJiao]总长呢？这是与民初的政情和孙中山[SunZhongShan]对局势的判断息息相关。

　　首先，面对武昌起义后险象环生的革命形势，孙中山[SunZhongShan]在组织南京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过程中，想要将军事、外交[WaiJiao]等各项重要权力控制在革命派手中，从而确保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的资产阶级革命性。

　　武昌起义胜利之初，不仅袁世凯恃兵自重，立宪派、旧官僚等各种势力对政局仍然具有重要影响，而且革命派内部对大总统人选、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也是意见不一。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的新政府[ZhengFu]首脑候选人有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中山[SunZhongShan]等四人，由于黄兴力辞不就、黎元洪不负众望、袁世凯还在与民军作战，使得孙中山[SunZhongShan]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但是在革命派内部仍然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据胡汉民说，宋教仁早就有推黄兴为大总统，自任内阁总理的意向，章炳麟甚至宣称，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总之宋、章二人都没有推孙之意。孙中山[SunZhongShan]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孙中山[SunZhongShan]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当讨论政府[ZhengFu]组织形式时，宋教仁提议未来政府[ZhengFu]采用内阁制，孙中山[SunZhongShan]极力反对。他说：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不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会议从白天开至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最终宋教仁“不得不服从党议”，这样实行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才最终落锤定音。

　　在平息了革命派内部的争论之后，孙中山[SunZhongShan]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平衡其它政治势力的问题。从内阁成员构成来看，在9名国务部长中，同盟会员3名，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外交[WaiJiao]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其余6名国务总长中，有旧官僚2名，立宪派2名，自由派专家2名，由上可见，虽然孙中山[SunZhongShan]也吸收了一些旧官僚、立宪派参加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但是革命派占据了相对优势，尤其是在9个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陆军和外交[WaiJiao]两部总长皆为同盟会员。孙中山[SunZhongShan]虽然倡言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的各项工作中“首重法律”，但实际上孙中山[SunZhongShan]对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的外交[WaiJiao]工作更为推重。武昌起义胜利后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转道欧洲，主要是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从外交[WaiJiao]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不难看出，孙中山[SunZhongShan]将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的外交[WaiJiao]视为各项工作的首务，当然他不想将外交[WaiJiao]重任委以旧官僚出身的伍廷芳，也就是孙中山[SunZhongShan]所言的“破除所谓官僚资格”之意，任命王宠惠出长外交[WaiJiao]，实际上是孙中山[SunZhongShan]确保南京临时[LinShi]政府[ZhengFu]的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