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清政府正陷于英法两国的围攻。穆拉维约夫认为，这正是吞并黑龙江[HeiLongJiang]北岸的最好时机，沙皇很快批准了他的奏请。咸丰七年四月（1857年5月），他组织了第四次黑龙江[HeiLongJiang]武装[WuZhuang]航行[HangXing]。

　　此次航行[HangXing]，成果丰硕。沙俄不但在黑龙江[HeiLongJiang]一带和蒙古边境地区[DiQu]屯集了大量兵力，达到了威慑清政府的效果，还建立了近20个移民村。

　　沙俄在黑龙江[HeiLongJiang]的四次武装[WuZhuang]航行[HangXing]，占领了黑龙江[HeiLongJiang]北岸和下游地区[DiQu]的大片领土，移民数量超过6，000人。不仅如此，穆拉维约夫竟然在整个黑龙江[HeiLongJiang]左岸建立起所谓的“黑龙江[HeiLongJiang]防线”，对强占的土地进行保卫防护，俨然本国国土。

　　俄军的肆意妄为，实在是因为清军的懦弱无能。东北清军主力入关围剿太平军，留下的清军战斗力孱弱，一见俄军就望风而逃。咸丰帝非常生气，对这些人加以严惩：

　　俄罗斯毗接道路隘口，甚关紧要，允宜严加防守。乃驻劄乌苏木丹卡伦之云骑尉巴图善，闻俄罗斯船只由黑龙江[HeiLongJiang]驶下，辄行带兵弃卡退回，实属畏葸无能。巴图善著革职，在卡枷号三个月，满日发伊犁充当苦差。兵丁著枷号二个月，满日鞭责一百。”“世管佐领桂庆、公中佐领铁星、伊勒东阿、防御色克精额、骁骑校讷保、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兵丁均著鞭责一百。革去拜唐阿。署理副都统印务协领瑚逊布，并未亲率兵丁，前往堵御，查问俄罗斯船只，亦属轻视边务。瑚逊布著交部议处，以为坐卡官之戒。

　　两种纪念碑

　　旧时，俄国[EGuo]人惯于以树碑立传来歌颂战功。

　　其首都莫斯科附近的著名纪念碑——波罗金诺主战场纪念碑，是纪念嘉庆十七年（1812）俄法战争中，抗击拿破仑法军进犯莫斯科牺牲的4万士兵。立碑的意义蕴含着爱国的骄傲、作战的勇敢和奉献的自豪。

　　而在中苏边境所塑的碑雕，却不那么美妙，代表的是沙俄帝国贪婪扩张，侵吞邻国领土，屠杀邻国人民的野蛮与血腥。

　　在与中国[ZhongGuo]黑龙江[HeiLongJiang]省抚远县隔江相望的哈巴罗夫斯克，有一座“穆拉维约夫纪念碑”十分惹眼。碑座上的铜像，一手抓住太平洋地图，一手指向南方，神情傲慢贪婪。世人皆知——他死死盯住的南方，即为中国[ZhongGuo]锦绣河山。

　　穆拉维约夫纪念碑时刻在提醒着我们，不忘曾经发生的耻辱。

　　咸丰十一年（1861），穆拉维约夫“功成身退”，从东西伯利亚将军一职退休。后移居巴黎，光绪七年九月廿七日（1881年11月18日）病故。

　　穆拉维约夫死后10年，俄国[EGuo]人决定为他建立一个全身雕像。该雕像从彼得堡起运，运到黑海敖德萨，经海路到海参崴，到兴凯湖，进入乌苏里江，到俄罗斯境内哈巴罗夫斯克，树立在黑龙江[HeiLongJiang]边上的一处高地上。在黑龙江[HeiLongJiang]上航行[HangXing]的人远远就能望见这座雕像。现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一条大街就叫穆拉维约夫，俄罗斯新发行的面值5000的卢布背面图案就是这个强盗的雕像。

　　四次的武装[WuZhuang]侵略航行[HangXing]就如像一座耻辱碑，矗立在中国[ZhongGuo]近代史上，同样铭刻在中国[ZhongGuo]人的心中。

　　简论：

　　俄罗斯统治者的民族沙文主义心理形成已久，它与独裁者的扩张、大民族主义思想密切相连。这种狂妄自傲的性格，有时达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演变成为一种沙文主义意识。特别是在法俄战争后，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最终被俄国[EGuo]人击败，此役使俄国[EGuo]人的骄傲空前膨胀，自大成狂。这一点被俄国[EGuo]的一位史学家米·波高金在1837年致沙皇亚历山大的《论俄国[EGuo]历史》的信中表现得十分露骨，波高金写道：“难道谁能和我们相比？难道有谁不会让我们强制服从？我们随时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世界的政治命运岂不是由我们掌握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穆拉维约夫就是民族沙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富饶的黑龙江[HeiLongJiang]，成了让强盗垂涎三尺的珍宝。

　　穆拉维约夫连续四次的武装[WuZhuang]航行[HangXing]，是沙俄对黑龙江[HeiLongJiang]以北地区[DiQu]的入侵的具体实现。是其实施先武装[WuZhuang]占领，再强迫签约承认的重要步骤。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HeiLongJiang]岸。

　　而清廷的口头抗议，边备的废弛以及官无斗志的状况，更助长穆拉维约夫气焰嚣张地航行[HangXing]、移民、占地。

　　50年后，沙俄扩张主义者，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总结说：“我们帝国所有边疆地区[DiQu]的历史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地区[DiQu]的顺利发展的时期，同某些显要官员在当地的活动相符。……（因此）必须将我们的军事政治力量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以便有可能制定行动计划并坚定地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