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新四军[XinSiJun]的部队已经运动到南京[NanJing]城下，粟裕已被任命为南京[NanJing]市长，准备随时接管南京[NanJing]。戴笠根据掌握的情报，迅速将此情况报告给蒋介石[JiangJieShi]，并要求蒋介石[JiangJieShi]委任军统南京[NanJing]站站长周镐为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NanJing]指挥部指挥，并委任时在上海的伪市长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经蒋介石[JiangJieShi]批准后，戴笠通过秘密[MiMi]电台，分别向周镐和周佛海发出委任令，让他们立即[LiJi]控制南京[NanJing]、上海。

　　面对南京[NanJing]的动乱形势，驻南京[NanJing]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宣称：“派遣军不论战局如何转变，决议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灭顽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亵渎日本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周镐不管那一套，他只遵照戴笠的命令，多方联络，立即[LiJi]行动起来，准备赶在新四军[XinSiJun]前面，从日军手里接收南京[NanJing]。

　　8月16日晚，周镐率领手下接管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大厦，开会部署，分配了接管南京[NanJing]的各负责人的名单和接管的各机关。

　　周镐等指挥部人员连夜开会布置任务，首先决定接管伪《中央日报》和伪《中报》、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伪财政部和伪中央广播电台和伪宪兵队等重要机关；并赶印接管南京[NanJing]的传单和布告，足足忙了一个通宵。

　　天亮以后，在新街口的银行大门外挂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NanJing]指挥部”的牌子。

　　周镐派人在南京[NanJing]街头四处张贴《京沪行动总队南京[NanJing]指挥部布告》。接着，周镐一声令下，指挥部人员在一天时间里逮捕了包括伪南京[NanJing]市长周学昌，伪中央常委、大汉奸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嵩高在内的大小汉奸头目四十七名，统统关押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与此同时，周镐还派出伪财政部警卫队人员接管各伪机关、查封仓库，管制报馆等。

　　8月17日中午，周镐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伪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向市民宣告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宣布南京[NanJing]日伪政权已由南京[NanJing]指挥部接管，南京[NanJing]指挥部负责社会治安、行使政府职权等，望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从指挥部的命令，遵守秩序，等候国民政府还都，等等。

　　当时，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宣布解散在南京[NanJing]的伪政权，和周佛海商量成立“南京[NanJing]政务委员会”以图过渡，等蒋介石[JiangJieShi]派人来接收南京[NanJing]。没想到周镐采取了一系列强行接管南京[NanJing]的行动，打乱了陈公博的部署，陈便认为这是周佛海指使部下所为，于是大光其火，下令调集嫡系——伪中央军校学生军、驻南京[NanJing]警卫部队，警戒和封锁了颐和路陈公馆一带的街区，与支持周镐的财政部警卫部队发生火并，一度枪声大作，人心惶惶，局势失控。

　　周佛海急忙求见陈公博，希望罢兵，并求助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出面维持秩序。当陈公博质问他时，周说自己并不认识周镐其人，此事与他无关。

　　在陈公博、周佛海的请求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LiJi]派小笠原中佐带着日本兵去周镐的南京[NanJing]指挥部，强行带走并软禁了周镐，宣布立即[LiJi]解散京沪行动总队南京[NanJing]指挥部，并将被指挥部逮捕、关押的汉奸全部释放。

　　周镐的所谓“三日政变”就这样昙花一现。

　　不久，蒋介石[JiangJieShi]又委派大汉奸任援道为南京[NanJing]先遣军司令官，接管南京[NanJing]。直到戴笠等重庆大员抵达南京[NanJing]以后，周镐满心以为自己会被当做军统的功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定会被释放。没想到戴笠翻脸不认人，斥责周镐在南京[NanJing]擅自行动，打乱了部署。戴笠还认为周镐可能是受了共产党的指使而胡作非为。而且戴笠更不能容忍的是，周镐是以“中将”的身份发动“政变”，认为周镐野心十足，于是下令将周镐继续关押和审查。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由郑介民和毛人凤继任正副局长。通过熟人缓颊，周镐才被释放出来，保密局却不安排差事，让他在家赋闲。

　　二

　　周镐为军统和蒋介石[JiangJieShi]卖命，却招来无妄之灾，出狱之后，又得不到重用，本来对蒋介石[JiangJieShi]和保密局一肚子牢骚，加上国民党[GuoMinDang]在胜利后对各地的接收与“劫收”无异，接收人员大搞“五子登科”，即大肆搜刮房子、车子、票子、料子、婊子，乌烟瘴气、腐化透顶，丧失民心，周镐认为国民党[GuoMinDang]政权的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就在周镐一肚子怨气和牢骚无处发泄时，突然有一天，徐楚光来看望他，有朋自远方来，周镐十分高兴。

　　徐楚光是湖北浠水人，浠水与周镐的家乡罗田毗邻，算小同乡，他和周镐又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是1927入党的共产党员，在鄂豫皖边区直属团筹备处负责训练工作[GongZuo]，直属连连长。后被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派到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中搞策反；曾随宣侠父等去广西，做争取桂系部队的工作[GongZuo]。抗战时期，徐楚光受党的委派，在孙殿英第五军教导大队工作[GongZuo]，身份是中校教育长。经过他的团结教育，近千名青年进入抗大一分校学习。1942年3月，党组织派徐楚光打入汪伪军事集团，任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司上校秘书，和周镐一直有交往，但周镐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华中局改为华东局，新四军[XinSiJun]与山东军区合并，机关设在山东临沂。另组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机关设在淮安。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为了开展对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的策反工作[GongZuo]，华中分局决定成立第三工作[GongZuo]委员会，简称“三工委”，由徐楚光担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