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川汉铁路[TieLu]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TieLu]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TieLu]公司[GongSi]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

　　

　　本文摘自《先锋国家历史》（现更名为《看历史》）2009年第5期，作者：刘永峰，原题：《保路：四川[SiChuan]人的家与国》

　　保路是四川[SiChuan]人地方[DiFang]意识的一次集体操练。正是这条路，把四川[SiChuan]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这一刻起，中国现代历史被改写了。

　　1911年5月8日，即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在“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颁布近五年之后，清政府[QingZhengFu]终于拗不过立宪派日益强烈的政治压力，走出了政治改革上最具宪政色彩的一步——新内阁成立了。新内阁成立的第二天随即颁布一项法令——《铁路[TieLu]干线收归国有[GuoYou]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GuoYou]，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GongSi]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

　　端坐在紫禁城里的满清皇族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为迎合时局、力保求存而设立的这个内阁，其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不幸成了一根引线，点燃了远处西南边鄙——四川[SiChuan]的士绅商贾、黎庶贫民们的愤怒情绪。短短几个月后，这份长达269年的皇清基业就轰然倒塌了。

　　地方[DiFang]与中央

　　收路上谕颁发以后，一些无力修路的边远省份，如云南、广西、贵州等纷纷支持，而商办铁路[TieLu]进展尚算顺利的湘鄂、广东几省则反应激烈。5月24日《大公报》称：“湘路奉旨收归官办后，湘省人民极为反对。现今连次开会议决抗拒，群情汹汹。”广东绅商也“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湘鄂粤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铁路[TieLu]国有[GuoYou]是朝廷[ChaoTing]与地方[DiFang]争利。

　　在各地反抗之声里，浮现的是一个末路王朝衰落、地方[DiFang]势力兴起的背影。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精髓。清军入关后，国家的权利始终牢牢控制在中央，确切的说是满族王室手中。但太平天国战乱后，中央权势已被大大削弱，原本由中央支配的各省人事、财政大权落入了汉人督抚的手中。而军队与财政的地方[DiFang]化，又刺激了地方[DiFang]主义意识的觉醒。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开始不露声色地与朝廷[ChaoTing]分庭抗礼。

　　1909年，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使得地方[DiFang]士绅、商人及激进留学生有了一个参与管理本地事务的舞台。是年9月1日，通晓新政的蒲殿俊被票选为四川[SiChuan]咨议局议长。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思想渐渐流入四川[SiChuan]，蒲殿俊和当选的大部分议员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地方[DiFang]自治运动，更使人们认为“地方[DiFang]自治在谋本地之利益耳”，“人民享有参与国家行政之权，于自己区域内而担负其责任是也。”在地方[DiFang]主义兴起，中央式微的背景下，地方[DiFang]与朝廷[ChaoTing]的路权之争便显出别样的意味来。

　　路权问题

　　当湘、粤强烈反对之际，“成都一方面”最初却“寂然无所动作”。这跟川汉铁路[TieLu]积弊太深，商办铁路[TieLu]实际上已经破产有莫大的干系。与湘鄂等省所集资金主要来自富商大贾不同，抽租之股成为四川[SiChuan]商办铁路[TieLu]的主要资金来源，“租股并入正粮缴纳，直与加赋无异……扰民十分严重”。铁路[TieLu]国有[GuoYou]之后，不仅抽租将停止，而且之前所缴路款还有归还的可能。后来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孝可的见解则较具代笔性，他认为政府此举，对四川[SiChuan]人来说，“尚不无小利”，从建设速度来讲，商办与国有[GuoYou]不可同日而语，而只有铁路[TieLu]早日建成，才能收获效益，“故曰听‘国有[GuoYou]’便”。这无疑是当初四川[SiChuan]商绅的主流意见，他们对国有[GuoYou]与否不甚在意，只求争回路款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