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讲，当时提出的路权收归国有[GuoYou]的政策并非全无道理。

　　1903年7月，新任四川[SiChuan]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TieLu]公司[GongSi]”。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ChaoTing]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TieLu]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商办铁路[TieLu]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川汉铁路[TieLu]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TieLu]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TieLu]公司[GongSi]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SiChuan]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TieLu]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

　　当精通经济事务的盛宣怀刚升任邮传部尚书，便向摄政王明确表达了铁路[TieLu]筑路权收归国有[GuoYou]的主张。1911年5月9日，清政府[QingZhengFu]新内阁随即作出将商办铁路[TieLu]收回国有[GuoYou]的决议，命盛宣怀与度支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收路上谕颁发仅仅10日后，清政府[QingZhengFu]便签署了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的借款合同。

　　抗议初起

　　最初，宜万段铁路[TieLu]负责人听到有铁路[TieLu]国有[GuoYou]之议时，还表示“自当尽量欢迎”。然而，当邮传部、度支部制定的收路细则出来时，四川[SiChuan]“欢迎之心，变为延缓，变为峻拒”。收路细则对湘、粤、鄂三省路股归还较优，所有股款都有归还，而四川[SiChuan]则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TieLu]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群情汹汹的湘鄂粤诸省渐渐平缓下来，而川人的“欢迎之心”却被凉水浇透。

　　四川[SiChuan]铁路[TieLu]公司[GongSi]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SiChuan]男女，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后来领导过保路运动的吴玉章就说：“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TieLu]多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然而，按收路细则估算，只有大约700万两股款，可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与川人要求“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的目标相去甚远，而盛宣怀更是态度强硬地表示四川[SiChuan]股款乃为川汉铁路[TieLu]公司[GongSi]损失，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SiChuan]商办铁路[TieLu]公司[GongSi]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更让川人愤怒的是，几番上书内阁为四川[SiChuan]咨议局代奏呈文，言明“群情激切”，“请暂缓接收川路”的四川[SiChuan]总督王人文，被清廷严厉申饬。

　　同年6月1日，盛宣怀、端方发给王人文“歌电”，指示处理川路原有股款的办法。称清政府[QingZhengFu]欲将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路股款定要筹还，朝廷[ChaoTing]只有再借外债。19世纪末，清政府[QingZhengFu]制定了庞大的铁路[TieLu]建设计划，然而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不得不向国外贷款。外国列强乘机将铁路[TieLu]的管理权、人事权、稽核权、购料权等相继揽入手中。贷款合同中还往往规定，“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TieLu]占为己有。”据此条约，中国不但要忍受重利盘剥，而且以往还有丧权之危。正因如此，20世纪初，中国很多地区发起了收回铁路[TieLu]权利的运动，商办铁路[TieLu]才由此发端。现在，路权国有[GuoYou]，却又向外国借款，路权岂不是又要旁落了么？

　　王人文深知后果严重，故将电文密不宣示。而盛宣怀、端方对此十分不满，竟于7日致电川汉铁路[TieLu]宜昌分公司[GongSi]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GongSi]索阅“歌电”，王人文才不得不将之公布于众。

　　这一道电文无疑是火上浇油，朝廷[ChaoTing]夺路之仇未去，又添卖路之恨，四川[SiChuan]的士绅商贾、黎庶百姓被激怒了。

　　6月13日，清政府[QingZhengFu]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文本到达成都。合同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川人的强烈反对。在激进派的报纸上，到处是批判盛宣怀卖路、卖国的文章。四川[SiChuan]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GuoYou]，而在名则国有[GuoYou]，实为外人所有”。

　　如果说，开始抗议收路细则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么从这时起，保路，已不再是为自己争利，而转化成“保家卫国”。

　　破约保路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被围得水泄不通，川汉铁路[TieLu]公司[GongSi]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正在此举行。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等相继登坛演讲，痛陈时事，都声泪俱下。郭沫若在《反正前后》里这样描述当日的情形：罗纶一登坛向全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用很宏朗的声音说：“我们四川[SiChuan]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SiChuan]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简单说了几句，便嚎啕大哭起来，全场也跟着大哭，足足有二十三分钟。随后罗纶挥拳猛一砸桌子，向全场大声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随即推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