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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谈判：东北学生游行反苏 中共代表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核心提示：中共[ZhongGong]代表[DaiBiao]到达没几天，大约在4月5日或6日，国民党[GuoMinDang]辽宁省党部和沈阳[ShenYang]市党部联合导演了一幕青年学生“反苏大游行”的闹剧，参加的人数约有五、六百，以大学生为主，还有少数中学生。他们游行示威的理由是抗议解放东北[DongBei]的苏联[SuLian]红军的“暴行”——撤走许多日本人开设的工厂的机器，如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铁高炉、炼钢平炉等。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2期 作者：施应霆 施晓平 原题为：军调部东北[DongBei]执行小组谈判[TanPan]轶事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共产党人是一向希望和平的，他们积极参加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谈判[TanPan]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文所写的军调部东北[DongBei]执行小组(也称三人小组)谈判[TanPan]就是这一系列谈判[TanPan]中的一朵浪花。作为这一谈判[TanPan]的见证人，我把谈判[TanPan]中的一些奇闻逸事讲出来，以飨读者。
我1915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兰州甘肃学院任教，1939年起，在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军官学校(黄博军校)第七分校及西北干部训练团担任政治教官，讲授《西北史地》。1945年12月，我调任东北[DongBei]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长，同时兼中苏联[SuLian]谊社执行秘书(相当于总经理)。军调部东北[DongBei]执行小组谈判[TanPan]地点就设在中苏联[SuLian]谊社，因此我自然而然提任了招待组组长之职。
这次谈判[TanPan]发生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奋力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中国人民、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尚需准备时间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TanPan]。中国共产党为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于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中共[ZhongGong]代表[DaiBiao]在国方张治中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
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TanPan]，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DaiBiao]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以后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停战协议，并决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实施停战协定。军调部国、共、美三方负责人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该部下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分赴东北[DongBei]、华北、中原三个冲突地点，执行调处工作。
早在苏联[SuLian]红军进入东北[DongBei]对日作战后，中共[ZhongGong]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从关内调集大批军政干部进入东北[DongBei]，将东北[DongBei]原来的抗日联军和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武装力量，并发动群众积极参军(毛泽东同志曾于1945年12月28日发表《建立巩固的东北[DongBei]根据地》的讲话)。国民党[GuoMinDang]也将主力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六十一军、等共15个军、51万兵力投放到东北[DongBei]。
这些部队原先大多在缅甸境内对日作战，因而受到美式武器的全副装备。战事结束后，这些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海运、空运等途径进入东北[DongBei]。根据中共[ZhongGong]的战略方针——“让开大路(指铁道线)，占领两厢”，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沿铁道线前进，但至1946年初才推进到长春，接下来就根本无法继续深入了，长春以北均被中共[ZhongGong]占领。长春以南国方也只是控制住了少数几个城市，广大农村亦早已被中共[ZhongGong]掌握。军调部东北[DongBei]执行小组的谈判[TanPan]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
为保证谈判[TanPan]的顺利进行，国民党[GuoMinDang]东北[DongBei]行辕(主任熊式辉)下令组织军调三人小组接待委员会，由东北[DongBei]行辕长宫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江苏武进人，现在台湾，曾任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常委、《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董事长)、沈阳[ShenYang]市市长董文琦(后曾任台湾国民党[GuoMinDang]行政院政务委员)、沈阳[ShenYang]警备副司令彭譬生(现在香港)三人负责。接待委员会下设四个组——总务组、警卫组、宣传组(负责新闻发布，组长洪同，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训导长)、招待组(四组之重点组，负责供应三方代表[DaiBiao]食宿和会议地点、协助双方举行记者招待会，组长就是我：该组副组长有两个，一个是李焕，后曾任台湾“教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另一个是原燕京大学教授古志安)。
中苏联[SuLian]谊社(解放后改名沈阳[ShenYang]招待所)位于沈阳[ShenYang]潼关街中段，前身是原日本商人兴建的一个大型招待所，称为“奉天大厦”。该社是当时沈阳[ShenYang]最大的现代化旅馆，主体建筑高7层，有大小房间400多个，房内均有地毯、沙发、电灯、电话、电风扇及卫生设备，这在当时算非常先进的了：七楼房间较少，但有一个大会堂，可容三、四百人同时开会。除房间外，配套设施有电梯、电影院、图书馆、餐厅、理发厅、弹子房等。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和余纪忠、李焕、洪同等人一起把它接收下来，增建了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因当时苏联[SuLian]红军尚未完全撤退，该社用来招待联红军，故而改称中苏联[SuLian]谊社。